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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藕断丝连”——中国乡村的动态的家庭形态
在中国传统大家庭的理想与实践中，大家庭的合与分的过程中核心家庭、主干家庭的状态并非是完全独立的，尤其不是社会学、人类学术语意义上的。实际上，中国社会还有一类已被人注意，却未引起深入研究的、一种不为现行家庭术语涵摄的家庭形态，笔者尤为注意其结构的动态性。这是因发现老年父母在诸子家轮流吃或住的轮值家庭所引起的。汉人社会大约有一半的农村存在着“轮值（轮伙头）”类家庭。不仅如此，现代的贫苦农人中存在这种家庭，二千一百多年前汉代的富人家也有10天一轮的家庭记载。［27］在人类学界，林耀华的《金翼》较早介绍了当地轮吃住的“轮值”家庭习俗，［20］而葛伯纳（Bernard Gallin）则较早研究了台湾汉人社会的“轮伙头”制度。［28］随后谢继昌也有关于“轮伙头”家族的专题研究。［29］笔者接续他们的步履，和上述三人的研究对应，仔细调查了金翼黄村的轮值家庭制度。［15］（P313～343）这种轮值家庭在家庭成员关系上仅比未分大家庭稍稍松弛，但减少了多核组合（联合）家庭共同生活中的矛盾因素。但轮值家庭继续保持了中国家族文化的主要原则，如赡养与孝道、慈爱与养育、宗祧与房份。横向各房兄弟之间和纵向父子之间都崇尚礼之有序均等、温厚与协和的精神。中国古今大家族生活之成功实行应看做成一种悠久文化传统的杰作。在汉人社会的不同区域进程中，既然这一传统不可能被隔断，那么大家庭生活及其理想就仍会被一部分人尽力实现，另一部分人也会找到适应与变通之路，例如把同样之均平与孝悌之礼在父—子家庭两三代人之间拉开距离的情况下加以实施，减少了家内难于避免的口角且能继续维护中国传统的家族精神。
笔者注意到中国农村同轮值家庭并存的接受儿辈家均等口粮赡养费供奉的反哺家庭形式，以及庄英章在台湾发现的“联邦式家庭”。后者是台湾工商化、都市化影响下，显示以父母为中心形成的远距离的，有独立发展又有合作关系的地方家庭类型。［30］［31］
为了方便归纳大陆和台湾存在的各种大家族的变通的地方类型，并与现有的常见的家庭术语（核心、主干、扩大和组合家庭）相协调，笔者乐于把轮值家庭，反哺家庭和联邦家庭等一并称为中国式准—组合家庭（Chinese quasi－joint family）。［15］（P330～336）鉴于西洋家庭术语分类的切割式界定，有时只能提供若干时间断面的某类家庭的存在状态，例如轮值家庭的轮值时刻的存在状态，即西洋分类法难以表达清楚中国式准—组合家庭不同形式的内部连接关系。为此，笔者1986年在对金翼黄村山谷的家族结构做过如下重要小结：1986年黄村家族类型应是：核心家庭41个，主干家庭24个，扩大家庭38个和单身家庭8个。户籍簿上显示的总数263个家庭中的其余152个家庭（各有核心、主干、单身等家庭归类）却均卷入中国式准—组合家庭中。如果我们再把20世纪50～70年代的家庭结构和80年代联系起来看，虽说核心家庭所占全部家庭的比例曲线升降有人为干预促成的波动，但玉田地区差不多总有四分之三的核心家庭一直处在与父母同住的准—组合家庭的结构之中，主干家庭中亦有近二分之一与儿辈家庭等结成准—组合家庭的关系。
新的分析表明，在中国准—组合家庭流行区使用通行的核心、主干、扩大家庭做分类的根据，只表明一个时间断面（以调查统计时刻为准）的家庭存在形态。当然，即使这样，仍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地方家庭形态变迁的总趋势，然而如果在使用核心、主干、扩大家庭术语的同时辅以准—组合家庭成员关系结构的说明，则会使人们对中国人实践大家庭理论及其变通性实践有一个逼真的认识，同时也说明使用社会科学通行术语时，在保持其分类价值及其泛文化意义之外，有时还有必要做文化上的修订。中国式准—组合家庭是中国人理想大家庭理念与行为相互整合的产物。由于中国家庭内部活动对外部世界的封闭性，大家庭内关系难于披露于外。倒是轮值、反哺和联邦家庭不同，由于它把通常家成员关系纽带直接伸延至社区生活中，这便有可能把中国传统大家族关系无掩饰地暴露在邻里和公众面前，最鲜明的表现是均等与均衡的精神则被物化和量化于准—组合家庭成员之间，这大概是大家庭理想模式在生活中妥协和变通存在的代价。然而，我们发现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思想、人生、生计的设计和实行与家族主义理念牵涉在一起，显示了强烈的文化持续性与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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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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