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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比雷氏大小传统分析构架更为恰当的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和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的对比研究，后来被用在早期现代欧洲史研究中。研究大众文化的欧洲学者因而修改雷氏的大小传统模式，认为“他的定义太窄，因为他忽略了大众文化中的上层阶级参与，而这曾是欧洲人生活的事实。”［14］（P24～25）并重新表述为“早期现代欧洲曾有两个文化传统，他们不是和两个主要的社会团体——精英和大众人民相对应。精英参加了小传统，而大众没有参加大传统。这种非对称性大概是由于两个传统有不同的传播方式。大传统传播是正规地在语法学校和大学，这是一个封闭的传统，不对人民开放，故人民没有参加到其中而被排除在外。在一个完全的文字的意义上，他们不说那种语言。另一方面，小传统则被非正式地传播，他向所有人开放，如教堂、小旅馆、市场，许多表演者出没其间。”“那种多数人说他们的方言，而精英说拉丁话、写拉丁文或使用本地话的书面语形式，其余人能说方言也是做为第二、第三语言去使用的。”［14］（P28）这样，雷氏原有理论做为一个文化分析的基本原则，在区域性研究中得到修正也是自然的事。
中国怎样呢？笔者在《银翅》中考察古代雅言与俗民方言大体代表了大小传统的两个文化层。然而方言差异并未能隔断上下层文化的连接。首先，雅言不过是地方话的雅化并成为官话，但士大夫说雅言并不排除说本地方言。还有，虽说地方口语难于划一，但中文书面语和文字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李斯之后）趋于统一的体系，周之雅言达于书便打开了中国文化上下开放和普及之路，因此中国没有前现代欧洲拉丁文带给俗文化层的坚硬的文字壁垒。
基于这一基础，人类学的汉人乡土社会研究便有如下的研究线索：
1．儒家主张文化大一统，故而“以教为本”的德治思想导致了一系列大小传统贯通的做法。例如汉代设乐府之官下到基层民众中“观风采谣”，做“人类学式”的参与观察，目的在于移风易俗，其实质仍是文化行动，即在通晓基层民情的基础上完成儒家礼乐教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濡化项目。仍然是文化的濡化行动，古代规划了的教育体制成为儒家思想传递的车轮。尤其朱熹以后，更将教育和推行乡间礼俗紧密结合，终使精英文化贯彻之乡土社会底层。我们在无数的县志中读到的浩如烟海的循吏将儒学化约至乡间，是确立地方礼制的重要解说者和实行者。
2．如果说循吏是大传统的解说者，那么南北汉人社会遍布的民间“先生”们——他们粗通儒释道和地方民间信仰，会书法联语，懂相术、看风水、善合婚，热心公益、村务与人事等，他们可称为大传统的浪漫的诠释者和改编者。人们熟悉了儒者的人伦关系和礼制，但农人的精神需求，他们的希望和幻想，他们的不可得知也不可驾驭的人与神的关系，他们的偏离儒学主旨的生命需求和实用哲学都是人类学社区调研中已经发现的大众文化与小传统的自身特性。
3．笔者从汉人社会的书斋与田野工作中借用雷德菲尔德在墨西哥乡村得到的大小传统分析构架以及来自欧洲的精英—大众文化的不同的层化分析，旨在根据汉人社会的对比性分层找到文化关联的线索。以儒家文化上下一体化贯通的文化濡化事实为出发点的好处是容易建立一个对比的参照系，提供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反向观察，以及寻找文化解释的基础。儒家文化达成千余年，政治、道德、教育和礼制融为一体，并主要是单向从高层输导至基层，故反观法的文化理解具有被优先考虑的田野工作方法论的地位。特别是人类学的社区调查中呈现的乡村基层文化结构的地方特点、变异性与延续性，需要靠上述线索清晰的儒家思想与制度的文化参照系对照。而且基层民众精神与信仰的需求同儒家道德理念与制度的互补性，或民众意识与行为同高层文化的差别与偏离，这一切都离不开反观法的运用。
4．反观法的运用还依据汉文化过程的总体认识，那是一幅古今文化关联的旅程图景：（1）一个崇化导民、以国统族的历史—地理的时空范畴（关联的、印象派画似的）；（2）精英哲学与大众思维的贯通性，以及行为方式的传承（如直觉思维、风水实践等）；（3）同一文化的文字认同意义（方言和汉字的文化意义不在一个水平上，前者被后者所涵摄）；（4）家族主义与人伦关系的持续性，儒学要义与佛道、民间信仰的必然互补性。（5）地方性与小传统的民俗认同、个性及自主性之相对存在；（6）这幅文化图景仍处在一个不能脱离过去的、正在被描绘和把握的文化旅程之中。这个文化旅程的行动者和参与者、或主动、或被动、或卷入、或吸纳、或认同、或归顺、或建构、或创造、或转化、或限定等总是一个动态的结构过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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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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