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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农民和文化／个性、心态与信仰
1．文化与人格可以推动心态研究
早年，林顿（R．Linton）和卡迪纳（A．Kardiner）在《个人及其社会》中提出了基本人格结构（basic personality structure）的概念。它的含义是，在一个文化中，基本人格结构是基于社会成员的共同经验和可能产生的这些经验的人格特征的一种整合类型。［54］基本人格结构还创造和保持文化的其他方面，文化因此得到整合。这个假设导致了由基本人格结构衍生的一个因果关系链，如某种环境造就相同的育儿方式、共享的喜悦和忧虑，以及一致的宗教与民俗生活等。
杜波依丝（Cora Dubois）依照在阿洛人的田野工作和心理测验得出了modal personality的概念。是说全人类共同享有一种可能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心理亚结构；人格中的个体倾向可能会加工和整合人的行为；一个群体之中面临着共同文化压力的每个个体，其所具有的先天潜能有形成modal personality的倾向。当然，此时的杜波依丝不赞成人格完全由童年期经验的特点决定。由于每个个体无法按照社会的规范圆满地行事，于是造成了modal personality与组成一个既定社会的个体心理结构之间不可能完全一致。［54］（P231～233）
现在的研究更加证明了，在较大族群中存在着单一人格类型的假说难以解释其内在的多样性态度选择。那么，如果我们利用今日发展的人类学理论重新思考文化与人格的问题，应该说，人格不是恒常的，不同族群对“相同”的情境的反应，部分取决于群体人格、态度、价值观和文化精神。为了了解某一群体对某一特定的历史情境的反应，必须了解其文化、价值观及态度。［55］（P555～558）
虽然今天一些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对人格的预设性意义证据不足而不屑一顾，然而仍有心理学家、人类学家、教育学家在这方面不懈地努力。既然相对封闭的昔日部落社会、半封闭的农人社会和开放的工业社会的所谓文化的同质性逐渐减弱，说明发现特定群体的类同的人格和心态不是不可能的。例如，在农民社会的特定的环境与特定的事项中仍可观察到众趋人格与心态的思维与行为过程。由于族群的大小及其认同的级别、构成特点、内外信息沟通的条件、理性选择以外的众多的非理性选择、环境与人事场景、对同一族群考察时从心理学、人类学与哲学的不同思维级别等都不一样，但仍有其观察的可行性。如可以检视他们的心态和信仰在何种范畴和何种程度上存在类同的趋向。例如许烺光用“身份人格结构”划分西镇的父子、夫妻等的家庭和亲属关系，长幼有序和亲疏有等的传统，至今依旧是有益的估计与感知的参考。家庭亲属每个人大体依相应的本分确定其态度，因此在农民社区我们有可能在一个社会与人事过程中获得一组亲属的“身份”性的本分行为，或对一组特定村民群体的作拍加以预估或把握，从而有其研究和应用的价值。
2．从列维—布留尔的原始心态开始
关于心态（mentality）的研究，其开创者、法国历史学家布洛克（Mark Bloch）深受社会学、人类学的影响，他钦佩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及其追随者人类学家吕西安·列维—布留尔（Lucien Levy－Bruhl）的作品《原始心态》，认为法国人“不是强调个人的态度，而是集体的态度；强调未被言明的看法而不是明确的结论，强调‘常识’或在一个特定文化中看起来是常识的东西；以及强调信仰体系的结构，包括对那些用以解释经验的范畴以及证明和劝诱的方法的关注。”［56］（P111）
在我们考察和关注过的中国福建古田方言区女人的婚礼均避开女神陈靖姑的两个忌年：18岁和24岁，大多赶在17岁成婚，经数百年由信仰化成民俗，家家信奉。在邻近这个年龄之时，其父母及当事人，紧张的心态会持续很久，这导源于社区真诚的信仰与社会舆论合流，显然不是功利性的。这种避开忌日结婚的默默的心态与行动，是家庭和邻里共同的信仰认同。直至婚礼上的拜天地父母，以及回谢“奶娘”恩典的仪式连接了本土伦理哲学的原理，个人生命历程的顺利得到邻里村人的肯定，普遍的焦虑心态以最终达成满足结束，于是维系了乡村内外的社会关系。惟一乡民不会注意的是，这一民俗信仰竟导致人口出生率依年龄组统计的规律现象。这一地区除了共同的禁忌心态以外，对地方道士和“师公”的乞男、收惊、过关、收魂（防止孩子的魂魄分离）［15］（P369～370）等仪式，以及符箓避邪和符水医病的由衷信奉，已形成地方农人集体的共同心态，在当地的民俗情境下是不可阻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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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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