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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死的小农经济
1．农民社会：经济人类学的视角
农民社会是个体自利的经济吗？我们在功能主义人类学作品中可以感觉到自利（self－interest）隐含在人类的基本动机之中。但多数人并不这样认为。博兰尼（Karl Polanyi，又译波拉尼）认为，一种经济是最有效地使用有限资源获取和满足特定目的的过程，在方法上，他强调个体自利的行为动机和个人利益最大化，所谓理性的决定之形式论（formalism）；一种经济是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满足物质需求的过程，强调文化和社会系统对个体选择的限定，即所谓实质论（substantivism）。［2］（P118～121）由于理性的选择理论的依据之一是自利经济的观点而受到批评。例如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就以他的习性／惯习（habitus）的概念批评个人理性选择的局限，强调一种历史的、文化的、动态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先验图式习得系统的建构和作用。因为习得／惯习所指涉的配置“体现了一种组织化行为的结果，其含义与‘结构’之类的用语相近”，［3］（P214）以及“个人对该社会地位的主观性调适。”［4］（P10）在这个意义上，乡民社会的人们一般不是理性的选择，而是习性／惯习的选择。
那么，是社会和政治的经济吗？从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的社会学到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ld）俗民社会（folk society）一直在讨论人的社会性存在问题。由于社会的个人认同一个群体，要想理解人们的行为，就要研究群体的行为规范。学者们还探讨人们形成群体和运用权力的方式，这形成了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2］（P121～123）例如傅依凌在谈到福建农村大族势力的经济影响时，例如20世纪40年代以前，福清县规定六都附近所产薪柴，任何个人不许运出六都以外，而白云渡产木材方可运至县城。这是乡族集团为自身利益而限定商业行为的距离（不顾距离成本的计算），控制物资流通的政治手段。［5］是非常鲜明的社会政治裁决经济的案例。
进一步说，是文化和道德的经济吗？韦伯（Max Weber）认为个人道德的创造力有比社会压力更大的效力。他认为，所有的人当他们在特定的处境和地区成长时，都学会一套道德训诫。他们的社会合作能力，是那种道德的重要影响的产品。所谓道德的经济又可称为文化的经济。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考察北美夸求图印第安人的夸富宴会，说明其消费观念并不是按照商品的供需关系，而是借此追求非物质的声望和社会地位。在农业社会的研究中，阎云翔发现中国东北农村的礼单上反映出反向的礼物流动和人伦关系与资源、权力再分配的联系；而张华志回访云南西镇调查家族企业活动中的民间贷款时也发现，如今的中国乡镇社会许多人仍依靠人伦关系和约定俗成的“乡土信用”的道德约束力获得民间地下信贷，而不找呆板的国家银行。也算是虽经古今时空变幻却保持民间道德持续性的恰当事例。
2．恰亚诺夫理论引进
20世纪20年代就以“社会农学”成名的恰亚诺夫（A．V．Chayanov）倡导认识农民和农民社会，并加以改造。他认为农民（peasants）经济有自己独特的体系，遵循自身的逻辑和原则。［6］（P1～28、70～89）因此在市场经济之下仍可以为继。在经历了整个20世纪快速发展与社会动荡的考验下这一理论仍相当具有解释力。不死的农民经济，愈加肯定了不死的恰亚诺夫理论。然而他本人却在1939年的劳改营里死去了。一个有巨大解释力的学术理论不会随作者的死亡而销声匿迹。的确，在交叉学科研究日盛的今日，相关的研究农民社会的学科，包括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以及一些分支学科重新发现了恰亚诺夫及他的主要是关于“小农经济的理论”。恰亚诺夫的这一理论，是把农民研究限定在“非资本主义的家庭农场”，这和现代人类学的农民社会专题研究范畴刚好合拍。因此，人类学家关于农民社会的整体性研究根本躲不开恰亚诺夫的理论，尽管不同地理区域的小农经济类型不同。
恰亚诺夫的理论认为小农户的产品是为了满足家庭自身的消费，在生产上只靠农家自己已有的劳力，而不是依赖雇佣劳动力。“全年的劳作乃是在整个家庭为满足其全体家计平衡的需要的驱使下进行的”，［7］（P29）而不是为了在市场上追求最大的利润。因此，在这个自身体系和自身原则之下，人们无须也难以度量农户内部的单位生产成本与利润。的确，小农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于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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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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