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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的农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人类学分家还分灶
社会学、人类学以田野工作的方法进入中国境内，美国学者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是最早的一位。葛学溥在中国广东的调研开始于1918年。他的调查意图是很清楚的，其调研过程亦反映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密切与融合的关系。葛学溥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看待他的中国研究。他说，“今日在国民生活中，乡村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是得到承认的。教育家、传教士、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认识到乡村是中国的中坚，它包括占这个国家大多数从事农业的人口，这在贸易交往与通讯的现代条件下具有国际的意义。”［6］（P6）他认为，乡村社会学在中国的巨大数量的调研将为政治家、教育家、宗教人士和社会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利用。”［16］（P6）
在葛学溥的工作中，他了解斯宾塞（H．Spencer）、泰勒、摩尔根和史密斯等人（E．B．Tylor，L．H．Morgan，Elliot Smith）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成果，但他更赞成以他的“有机的方式”（organic way）做研究。他说，“究竟怎样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呢？不是只是收集那些抽象的材料，松散地对一些或多或少的大众兴趣的材料加以分类，而是深入地研究被挑选的群体、村落或地区，仔细分析和以一个有机的方式描述出来，以便所发现的做为事实的关系与关联将揭示出功能、过程及其趋势。”［6］显然，葛学溥的学术思想明显有斯宾塞和经由迪尔凯姆（E．Durkheim）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那个时代马林诺斯基的功能主义著作还未出世，但科学的控制、有机的方式、功能等概念已经流行。
和很多人类学的社区研究作品不同的是，葛学溥的凤凰村调查还包括体质人类学部分，族源以外还包括体质测量。曾在俄国十月革命前任圣彼得堡俄国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博物馆馆长的史禄国教授（S．M．Shirokogoroff）出走中国到清华大学任教。此次葛学溥在凤凰村的调查和体质测量“依据史禄国教授的计划和方法。”［16］（P70）在山东、直隶、满洲、朝鲜和西伯利亚，史禄国的体质测量的研究结果曾以《北部中国的人类学》为题发表在《皇家亚洲学会》（北亚分支）上。［17］然而，史禄国的体质测量样本缺少中国南方的人种部分，而葛学溥的凤凰村调查包括测量当地人民的体质特征。因史禄国教授的好意，葛学溥得以借得他的体质测量工具，以及得到史禄国的帮助，熟悉了当时最新最好的测量与计算方法。也就是说，葛学溥确认凤凰村民人种类型以及他们和亚洲其他人种类型关系的比较的结论同样构成了他的早期社区整体调查的组成部分，即人类学和社会学合璧不分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些测量个案是在史禄国博士的指导下做的，“以便能确保各个测量数据的准确性”。［16l（P80，352）表明早期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积极合作，这包括当时一些大学的社会学系也有人类学的教授，两个学科的教授交互授课，这样的传统在今日中外的大学校园里仍或多或少地继续存在着。
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农村研究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些研究传统延续了下来。以唐美君曾有的分类，20世纪40年代以前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与民族学的历史学派有较深厚关系的南京中央研究院为中心的传统，如凌纯声和芮逸夫等代表的学者，他们关怀的单位主要是“民族”，延续下去的也是偏于边疆民族的调查，以及民族关系的研究；而另一个，燕京大学则受功能学派影响较大，在吴文藻教授领导下的研究方向基本关注“社区”，费孝通、林耀华等无论对少数民族还是汉人社会，重点都在于社区内的组织和结构特征。［18］在台湾和大陆的数十年间有多重社会变故，这两种传统非常曲折地承袭下来，或完全是其他的因素所致。其制约性的各种力量，包括国际学术的引进与推动；先是国内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压抑，后是因经济发展与民族发展（和族群意识）而推动；以及国内外已有的和新生的学术师传等，最终大多归结到社区结构与社区发展（包括城乡接合部）、民族发展与族群认同的主要研究领地上去。上述论题在汉人社会范围大体是单一的，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经常混生在一起，有时是不得已的。
五、汉人社会的家庭制度
1．关于大家庭的问题
中国汉人社会的农本家庭绵延数千年，基本依靠“子孙恭事农桑”［19］和家庭副业结合，自力更生，很少依靠大社会分工，而是家内分工，并尽力与商品经济绝缘。这种不死的农民社会家庭经济，有自己的自行运转的系统，即使到了后来的市场经济侵蚀之下仍能顽强地存活下来。恰亚诺夫（A．V．Chayanov）对斯拉夫社会小农经济的研究注意了家庭结构决定了家庭经济规模的大小，小农经济依每一个农户的家庭人口周期而分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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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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