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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龙与图腾的耦合:学术救亡的知识生产
  作者:施爱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1-14 | 点击数:44237
 

  民族危难时期的学术救亡运动

  欧美图腾主义的黄金时间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1930年代正是西方图腾主义收官、退潮的时候。而在1932年至1937年间,中国的图腾主义却突然兴盛起来,相关著述如雨后春笋,触目皆是。岑家梧1936年所作《图腾研究之现阶段》[25],通篇只谈到西方图腾主义鼎盛的一面,完全没有涉及退潮与反思。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现代中国的学术潮流滞后于国际学术,另一方面也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有关。

  胡愈之《图腾主义》出版之后,正在大力倡导“文化学”的黄文山,为了“再造中国古代的文化史和社会史”,迅速做了一篇《中国古代社会的图腾文化》(1934年),开篇即说:“中国古代社会有没有图腾文化的阶段,这是一个没有人解答过而亟待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图腾文化乃全世界共有的现象”。在黄文山眼中,不仅动植物是图腾,英雄也是图腾,颜色也是图腾,如“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大抵也是图腾名”,“黄帝也许是以黄为图腾之部落的酋长”,“殷人尚白,白亦图腾之一”[26]。

  黄文山从盘古、女娲、炎帝、黄帝一路向下,说到禹的时候,终于提到了龙图腾:“又有人以禹为龙,其理由安在,未得详闻。中国社会本有尊龙之习惯,龙恐亦是夏代图腾之一。人类学家以为一切氏族,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将图腾作客观的表现之企图。那么,中国人到处喜欢画龙,不就是图腾艺术的遗迹了吗?”[27]

  黄文山的图腾研究起步比较早,胆子还不够大,说话尚留有余地,他说:“我疑心这些动物的名称,如夔、狻、龙、鸿、熊、狸、娥等,均是氏族的图腾名。”[28]紧跟在后面的图腾学者就没这么客气了,卫聚贤单单论及一个“少皞是以鸟为图腾”,就能捕风捉影地找出一大堆古怪的鸟名,将这个鸟图腾再细分成24个不同鸟的子图腾[29]。

  黄文山在文中介绍,他这篇文章正在排版的过程中,刚好读到姜亮夫发表在《民族月刊》上的《殷夏民族考》(1933年),“姜君考定夏民族自命为龙族子孙,但龙究竟是什么动物,他说:‘即是一个专门的生物学或古生物学家,也指不出来,因为那种生物之有否不敢断定’”[30]。

  可惜由于战乱,《殷夏民族考》今已散佚不存。姜亮夫后来补写了一篇《夏殷两民族若干问题汇述》,其中有一节“夏民族为龙属民族”,文中虽然没有使用“图腾”二字,但使用了“族徽”。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有“作为图腾(族徽)的绘画文字”[31]的表述,书中图腾和族徽二词,往往混用,可见在姜亮夫看来,族徽和图腾基本是等价的。

  姜亮夫对于图腾理论的把握显然也很囫囵,论述比较粗疏。作者先是论证了“夏”字本义“一定是个爬虫类的东西,所以足大,背有文,头大,都是爬虫类的特征”,作为夏的宗神禹,也是龙蛇一类,“所以夏族当是以水怪为族徽的民族的总称”,这种水怪就是后来的龙。“原来一种民族的传说,总要有些物质的根据,便是后代的所谓制度文物,也离不了这个因子。夏民族是以龙为族徽的民族,我们寻得到些物质的因素吗?曰:‘有!’一是洪水的传说,一是考古学家在北方一带(即夏民族棲息之地)发现多量的爬虫二事。”作者只是简单引述了一些考古发现,认为上古北方也曾洪水泛滥,几乎未作论证,直接得出结论:“我们说夏民族是以鳞介属为其崇敬之物,因而自命为龙族子孙,是无可疑的了。”[32]

  姜亮夫大概是最早系统论述“夏民族以龙为图腾”的中国学者,他在1983年补写的“小引”中,解释了《殷夏民族考》的写作背景:“写此文时,正是‘九·一八’、‘一·二八’接踵而来之时,在上海生活的艰苦,还耐得住;而租界的鸟气,随时亲身经历,倒气愤懊恼时时遇到,发发牢骚也不可能,写诗无人要,小说太渺茫,戏剧未写过,还是从个人稍稍有些修养、有点把握的史学考论入手。此文发表后,本来计划写‘民族性’、‘民族文化特点’,更不自量,想第四卷写‘民族贡献与今后出路’,但民族文化特点,用‘龙’、‘凤’两字为引子而再深入。问题愈来愈多,以至于大病。”[33]

  姜亮夫以龙、凤作为民族图腾,有其学术救亡之深意。1930年代,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起来,社会各届都在用自己的声音呼吁全民族的团结,一致对抗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姜亮夫发表《夏殷民族考》的同时,章乃器接连发表《一九三三年如何?》《民族的路出在哪里?》《民族的出路》《民族之前途如何?吾人将何以自处?》等一系列文章:“自从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人民因为受了外侮的刺激,民族的出路问题,忽然地抬起头来!我们翻一翻报章和杂志里的论调,多半是论到民族的出路;街论巷议,多半说的是民族的出路。”[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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