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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龙与图腾的耦合:学术救亡的知识生产
  作者:施爱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1-14 | 点击数:44461
 

  人与自然物的关系本来就是无处不在的,任何一个生活单调的乡村,都能找出一系列人与动植物的独特关系。如果把这种关系解读为图腾主义的话,每一个人类学家都能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重新归纳出一套新的图腾定义。可是,当我们把这些来自不同人类学家的不同见解摆放到一起的时候,会发现它们之间总是互相矛盾无法统一。图腾主义之所以能风靡全球,吸引如此众多的学者参与,恰恰因为其内涵与外延都具有不确定性。因其不确定性而有了众声喧哗的可能;但也正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才失去了进一步对话的可能以及深入阐释的学术价值。

  1962年,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今日的图腾主义》[115]出版,此书译成德文时,书名改成《图腾主义的终结》[116],列维-斯特劳斯用尖刻的比喻将图腾主义比作医学上的歇斯底里症,对所谓的图腾主义进行了彻底的理论颠覆。“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无论是在北美的印第安人还是在大洋洲和非洲的土著居民中,都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图腾信仰。人们只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和目的,在人类(群体或个人)和物类(动植物的种类与个体)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由于这一现象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以至于我们无法对产生它的信仰背景给出一个普适性的解释,所以宁可把这类现象概括成是动物象征主义。”[117]

  早在图腾概念传入中国之前,大清王朝已经通过国旗、邮票、警徽等国家形象象征系统,将龙塑造成了大清帝国的象征符号。可是,这个符号承载了太多的屈辱性内涵,民国知识分子不可能直接将之作为后皇权时代的国家象征。图腾概念的介入,让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瓶装旧酒的可能。图腾是一个外来的,没有固定内涵的、陌生化的新概念,恰如“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于是,姜亮夫、闻一多等人遂将那条本已朽坏的旧龙拽将出来,给它披上一件图腾新衣,名曰“龙图腾”。借助这件陌生而鲜艳的时尚外衣,一条朽龙被包装成了华夏民族的新品牌。

  “时尚”风行的前提是“时”,而后是“尚”。时之不再,尚将焉附?如今图腾主义不仅已经去陌生化,而且早已成为过时的学术理论;那条曾经作为权力象征,被帝王将相争来夺去的龙,也早已顺势转化成了普通华人的标志符号。曾经的新瓶装旧酒,如今瓶子旧了,酒也变味了。换酒,还是换瓶子?闻一多倒是提出过一个未被采纳的旧方案:“要不然,万一非给这民族选定一个象征性的生物不可,那就还是狮子吧,我说还是那能够怒吼的狮子吧,如其它不再太贪睡的话。”[118]问题是,一种知识能否被接受,是取决于知识本身,还是取决于社会需要?答案可能是后者。狮子能否成为图腾,并不取决于狮子作为图腾是否具有合理性,而是取决于社会是否需要。

注释:

  [1] 周作人:《木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4页。

  [2] 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页。

  [3] 甄克恩著,张金鉴译:《政治简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7页。

  [4] 任访秋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散文集》第13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第351页。

  [5] 李则纲:《始祖诞生与图腾》,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页。

  [6] 岑家梧:《图腾艺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2页。

  [7] J. J. M. de Groot,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vol. IV (Leyden: E. J. Brill, 1901) p. 271.

  [8] James George Frazer, Totemism and Exogamy, Vol. II (London: Macmillan, 1910) p. 339.

  [9] Berthold Laufer, “Totemic Traces among the Indo-Chines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No. 118 (1917), pp. 415-426。

  [10] Marcel Granet, Festivals and songs of ancient China (New York: Gordon Press, 1975) p. 189,

  [11] 李璜译述:《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第9页。

  [12] 李孝迁:《葛兰言在民国学界的反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04期。

  [13] 松本信广:《支那古姓とトーテミズム》(下),庆应大学《史学》第1卷第2号,1922年2月。

  [14] 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第3-4页。

  [15] 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第11、9页。

  [16] 详见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7] 杨东蓴、张栗原:《译者序言》,莫尔甘著《古代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页。

  [18] 岑家梧:《西南民族文化论丛》,广州: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49年,第206页。

  [19] 笔者所见胡氏译文集未标示原书名及作者原名,据Google检索,当为Maurice Besson所著Le Totemisme. ( Paris: Rieder, 1929) 。

  [20] 戴文葆编:《胡愈之译文集》下,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79-80页。

  [21] 黄华节:《初民社会的性别图腾》,《东方杂志》1933年第30卷第7期,妇女与家族栏第23页。

  [22] 戴文葆编:《胡愈之译文集》下,第108页。

  [23] 李璜译述:《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第65、30页。

  [24] 岑家梧:《西南民族文化论丛》,第207页。

  [25] 岑家梧:《图腾研究之现阶段》,《食货》半月刊,第4卷4期,1936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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