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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杨铁龙生活现状
杨铁龙现在居住的村落生产煤炭，村里男人们的主要生计方式是去个体煤矿挖煤，每月的收入在千元左右。不从事该行业的家庭在这百余户的村落里仅有四五家，除杨铁龙家以外其余几家或者是经营商店，或者是搞运输，不必为了谋生去干挖煤之类的辛苦活。这个村落总体上来说经济比较富裕，但是文化教育相对落后，鼓励孩子求学的风气淡薄。和杨阳同龄的孩子只有他一个人在读高中。杨铁龙的妻子对笔者说，我是她这辈子第一次看到的博士生，此次调查对她的影响意义重大，使她认识到丈夫孜孜不倦地追求的说书艺术是有用的，最起码来说，一个北京来的博士走进了她家的农家小院，而不是走进其他因挖煤而富裕的人家，她心理上感到非常满足，知道对丈夫从事的事业应该支持，而且丈夫执著的精神也让她钦佩，但这种事业追求和职业收入不能很好地结合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她很羡慕笔者将学业、职业和事业结合在一起的生活方式，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生活状态。她还和笔者谈起，1989年还在县蒙古语办公室工作的杨铁龙有一个去通辽艺术学校求学深造的机会，只是因为当时孩子刚出生以及资金不足等原因就放弃了。关于儿子杨阳是否学胡尔，她说等儿子考上大学、有了工作和社会地位后作为业余爱好可以学。并且又强调，无论笔者本次调查的学术目的如何，对于他们家人来说都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杨铁龙家庭目前的主要收入是农业收入，一共有八亩左右的田地，收入非常有限。胡尔沁说书演出次数很少，并且主要集中在春节期间为老人祝寿的场合。有时配合县蒙古语办公室进行党的政策宣传，在这期间个人进行传统书目的说唱。但是一提到要索取报酬时，邀请的人就变得寥寥无几了。有时演出完毕后还遇到赊欠的情况，其实就是变相赖账了。杨铁龙谈起近年的演出情况时不断地叹息。当笔者提到孩子上学花销不少，并且他和盲人胡尔沁说书艺人情况不同，还有选择其他职业的余地，他为什么不去从事挖煤行业时，杨铁龙指着悬挂在屋子西墙壁上的四胡说：“愁事多多胡尔沁，我这一生已经离不开它了。每当我拉起四胡，忧伤与辛酸就全部融入了我的胡尔，在琴声中我确实体味了精神天堂般的快乐，而现实世界中艺人的生活是多么的艰辛。我现在理解了同是艺人的父亲为什么那么强烈反对我学胡尔了。”我又一次听到了“愁事多多胡尔沁”这句俗语，引用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中的“音乐曾抚慰我痛苦的灵魂”和小说《我的兄弟姐妹》中的“只要音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灵魂就不会感到寂寞”，可以说是对“愁事多多胡尔沁”这一俗语的另一种解释。
谈到和文化部门的关系，杨铁龙露出了和那木吉勒一样无奈的表情。杨铁龙说，这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检查和2005年7月著名作家玛拉沁夫来阜新调研时，正值农忙季节，义务演出不算，家里为了不误农时，只好雇人拔地。往返一次，经济上真是得不偿失。所有的胡尔沁艺人遇到的情形是类似的。以上情况都说明，官方没有充分尊重艺人的辛勤劳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抢”不“救”，应该是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观念认识的误区和工作方式的失误。如何解决“关心艺人生活现状与保护其生活的艺术环境”，这是通过本次田野调查、聆听民间真实的声音后发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关于胡尔沁说书艺术的出路问题，杨铁龙说，内蒙古的做法值得借鉴，他们成立了“内蒙古说书家协会”，为弘扬传统艺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2002年，吉林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举办查干湖民俗旅游节，胡尔沁说书从炕头文学转向了舞台演出。这些做法都值得蒙古贞当地政府部门借鉴。杨铁龙个人也在积极努力地开拓文化市场，和市蒙古语电台合作出版了两套光碟，但发行量不容乐观。他很想趁着年轻、嗓子条件还不错的情况下把二十年的说唱精华录制成音像档案，先后找过当地的民委和文化局，各部门领导都以资金不足为由当面回绝。对于国家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他很振奋，认为民间艺术应该迎来了一个春天。
在调查结束时，杨铁龙取下了西墙上的四胡，精心擦去上面的尘土，可以看出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用过了。他穿上了蒙古袍，带上了帽子，这套行头是应邀参加全国乌力格尔大赛时，县民委为了演出需要为他订做的。他认真地拉唱了蒙古贞地区的一曲民歌《四季歌》，并且说迎接春天的颂词是献给尊贵的客人（指笔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
三、关心艺人生活现状与保护其生活的艺术环境的思考
（一）关心和改善艺人生活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从弘扬民族文化的认识高度出发，一直在为胡尔沁说书艺术的保护和传承作着努力。1980年4月，县民委、蒙古语文办公室、文化局联合举办第一届胡尔沁说书艺人学习班，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余届。但这毕竟是地方政府的一己之力，没有全社会自上而下全面的支持，没有文化政策提供保障，合理、科学的民间文化艺术的保护机制仍建立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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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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