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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木吉勒说书的师承关系来看，他是第六代传人。第一代是道义（1861～1920，双目失明）、第二代巴音嘎（1876～1945）、第三代德格吉尔呼（1926～1985）、第四代色勒贺扎布（1924～1988，双目失明）、第五代康殿文（1949～，双目失明）、第六代那木吉勒是1963年生人，视力有严重障碍，他的徒弟吴晓飞现年33岁，双目失明。胡尔沁艺人的传承都是以师带徒的方式。学胡尔沁说书，除向师傅学胡尔、学曲牌唱词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向师傅学习故事情节的安排、“浓墨”与“淡彩”的技巧以及掌握音乐特点、适度运用等。在学好胡尔沁曲牌和故事的同时，还要跟师傅走乡串屯，具体到说书实地进行艺术实践，进一步掌握师傅的说法、唱法、拉法和故事情节的安排法。胡尔沁说书艺人所演唱的曲目，不是平铺直叙的简单说讲，而是一种复杂的口头文学创作过程。胡尔沁说书是在原文学脚本的基础上，由艺人即兴演唱、见景生情创编而来的。因此，听众评价谁说的书中听谁说的书不中听，实际就是评价艺人对原故事脚本升华得如何，即兴演唱、见景生情的表演技巧如何，演奏技巧、音乐表现手段及语言表达能力如何，而不是在墨守原著平铺直叙上。那木吉勒在访谈过程中就对内蒙古奈曼旗的艺人将《东辽传》用不到一周的时间就说完的现象表示质疑，认为其说得太简单了。而四十个小时就说完一部《兴苏记》更是不可思议。大量的民间文学调查证明了民间一些高明的故事讲述者、说唱艺人，尤其是那些可以讲述几百则故事、演唱几百首曲目的说唱艺人，他们储存故事和说唱曲目，并不依赖对故事情节的机械背诵，而是凭借掌握故事的结构章法，娴熟故事的程式与套路——如程式化的主题、情节结构、表述方式，以及对多年积累的大量“故事素”的灵活运用。讲述时，他们随时利用已经内化的知识，根据不同的情境和听众不同的反应，对故事情节进行取舍、组合、优化和加工。“口头程式理论”的代表学者洛德认为，程式的丰富积累会导致更高水平的创造和再创造的变异，主题和故事的积累会导致限度之内产生大量同类变体。有名气的胡尔沁说书艺人对故事程式的掌握与运用就证实了这一点，观众对于艺人说唱孰优孰劣的评价也证实了这一点。那木吉勒也以实践的演出经验证明，只有这样才能把故事说得精彩，才能让人听得有味。
在调查中谈起昔日的从艺情况，那木吉勒语气中充满了感叹。1982～1998年的十几年间，他走遍了蒙古贞所有的蒙古族村落，而且远至吉林的前郭尔勒斯、内蒙古的库仑旗和科左中旗说书，日平均收入10～15元，按当时的物价来衡量，收入是不错的。但现在已是今非昔比。
（二）那木吉勒生活现状
那木吉勒有兄弟四人，姐妹二人，目前他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主要由他承担赡养义务，曾经有过短暂婚史，目前独身。家庭的主要收入是依靠家里的农业收入。父母都年事已高，丧失了劳动能力。父亲拄双拐才能勉强出入。视力严重障碍的那木吉勒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从2000年以来，胡尔沁说书明显走下坡路了，每年大概只能屈指可数地演出五六回，并且给老人祝寿的场次较多，也有庆祝乔迁之喜和孩子满月的，不过比例很小。
惨淡经营中的那木吉勒不甘寂寞，始终想把心爱的事业和良好的职业收入结合起来，一直没有放弃推广胡尔沁说书的努力。80年代，他曾经为阜新市电台录制过《唐书五传》等书目，得到过稿费。近年他也提出录制其他书目的请求，而电台方面要求有赞助单位提供经费才同意录制和播放节目，他因为联系不到赞助单位只好放弃了和电台合作的打算。他个人和出版部门联系，投资1000元出版了一套光碟，至今没有收回投资。那木吉勒认为文化市场管理不规范、盗版现象猖獗是亏损的主要原因，而笔者曾经走访过当地几家能出售蒙古语歌曲的音像店，胡尔沁说书的光碟无人问津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谈及和当地文化部门的关系，那木吉勒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民间艺人就好像“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里的毛驴，有人使用无人喂料”。平时无人过问，每逢上级部门检查民间文艺的时候，群众文化馆、文化局等部门就会召集民间艺人组织汇报演出等，有时还给点微薄报酬，够往返的路费，有时一个子儿都没有。农忙时节出去演出一次，从经济上考虑真是得不偿失。那木吉勒又提到了当地关于胡尔沁艺人的评价有“学胡尔不如学偷儿”的说法。每个胡尔沁艺人对艺术都有执著的精神追求，而微薄的收入与其精力投入形成强烈的反差。而对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仍然乐此不疲的艺人，很容易被人们看做傻子、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民间俗语以其别样的真实和深刻为胡尔沁说书艺人贫困潦倒的生存现状作了形象的概括。
在本次调查的准备过程中，笔者已经从其邻居处了解到那木吉勒近期开始从事算命的活动，笔者在该村问路时还被人误认为是来找那木吉勒询问良辰吉日的顾客。当笔者向那木吉勒问及该方面的情况时，他显得顾虑重重，一再解释自己仅仅是局限于给人家看看好日子，坚决不算命。随着访谈的深入，他说有顾虑是因为对我们这样有官方身份的人谈论迷信这种事情可能会招来麻烦。在另一个胡尔沁说书艺人杨铁龙处得知，那木吉勒只是看良辰吉日，因为单纯看日子没有什么风险。选择算命行业，这是在民间说唱艺术失去市场时，传承艺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与文化适应。
调查过程中，那木吉勒穿上了蒙古袍说唱了一段当地的《关帝颂》，笔者问及为什么没戴帽子时，那木吉勒的母亲作了一番解释。这身袍子还是那木吉勒应邀参加全国乌力格尔大赛时，招束沟乡加油站的吴老板赞助的。从布料选裁到制作用了500元，而精致地做一顶帽子还需要200元呢，那木吉勒听说通辽地区50元就能买到，就打算在参加比赛时去买，不料去了那里才发现，那里的帽子也是200元左右，就只好放弃了买帽子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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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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