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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春节民俗与家乡观念的嬗变
在电影《叶落归根》中，赵本山扮演在深圳打工的老赵，工友意外死亡后，老赵为了兑现承诺便背起已经死了的工友，将其送回重庆老家。赵本山在这部电影中所表达的并非完全虚构，因为现实中确有此类案例；也并不是一种笑料，而是中国人的一种古老的价值观念。我们知道，自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起，中国以及人类其它文明区域，就基于灵魂信仰而产生了丧葬习俗。在世界文明国度中，中国的丧葬文化极为发达，其观念基础不仅仅是灵魂信仰，还和家乡观念密切相关。中国人认为，人生前可在外流荡，但老了之后，必须回归故乡，即使在外面死了，也要埋葬在故乡的家族墓地中，这便是叶落归根。1840年以后，上海的宁波帮，海外的华工，都坚持这样的信仰。
2005年大年三十，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赵本山在自己的小品《功夫》中，碰到一个问题：有一个人，养了一头猪和一头驴，过年了，请问是先杀猪呢？还是先杀驴？
这是一个让人陷入悖论的问题，无论你怎么回答，都要陷入非驴即猪的尴尬。赵本山也许没有想到，这个尴尬，亿万农民工们也同样常常遇到。
每一年，春节来临之前的一个月，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农民工们彼此之间，或者，他们和本地的领导、同事、朋友、熟人见面之时，便会听到一句问候语：今年过年回家吧？
表面上看，这是一句很平常、很好回答的问候语。但是，从深层次的文化心理来看，这个问题极为复杂。
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提出了两种类型的社会团结，一种是传统社会的机械团结，基于宗教、情感、信仰、风俗等集体意识的；另一种是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基于劳动分工的[50]。我认为，在现代社会，尽管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有机团结占了主导，但是以宗教、情感、信仰等集体意识为基础的机械团结仍然具有作用重大，而且，这两种社会团结可以相互结合、相互转化。
而家乡观念正是一种机械团结，它可以将同一个村庄、乡镇、县、市、省的“本地人”联系起来，结合为一个社会组织，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产生劳动分工，例如，明清时代的晋商、徽商以及现代以来的宁波帮、浙商、粤商是以家乡观念为团结的纽带，民国时期的桂系、晋系、奉系、皖系等地方军阀也是以家乡观念——是一种变异的、极端的家乡观念即“地域主义”为团结的纽带。
在当代中国，长三角的民营企业，珠三角的外资企业，是首先通过机械团结，并在内群体即所谓“本地人”中实现了劳动分工（尤其是重要职位），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从中西部地区跨省进入长三角、珠三角的农民工，与当地社会首先是基于社会分工的有机团结，而并不是机械团结，这导致了三种社会冲突：
其一，当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团结方式向现代的团结方式转变时，这一转变过程尽管是进步的，但两者之间肯定存在着权力承继的冲突，而广大基于有机团结的外地人，则让那些信仰机械团结的本地人感觉到，他们是这种社会冲突的始作俑者。
其二，在有机团结中，涉及到了岗位分工和利益分配，这可以引起社会成员之间的竞争。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是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发展经济的，起步之初，企业的数量、规模、效益，并不是能够满足本地和外地的劳动力的需求。在这种竞争中，本地人可以通过包括“家乡观念”在内的各种手段，来削弱外来农民工的竞争力，甚至将其排斥出市场。而在就业方面，这些地方的政府都长期实行“先城市，后农村，先本地，后外地”的政策。
其三，作为一种机械团结，家乡观念指向某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省、市、县、乡镇、甚至小小的村庄内，在这个特定区域里，“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51]”。长三角、珠三角的本地人，由于长时间工作、居住、生活在同一个省市县乡镇甚至小小的村庄内，他们当然可以拥有同一个集体意识即家乡观念。而长三角、珠三角的农民工，被“本地人”一律称之为“外地人”，但这个相同的称呼有点不符其实，因为他们并不是来自同一个地方，而是来自全国各地。所以，外地人不但不能与本地人共享同一个家乡观念，就是他们彼此之间也同样不能。
这样，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外地人和外地人之间，虽然由于劳动分工而结合在一个企业和社区里，但他们不能拥有同一个集体意识和同一个家乡观念。本来，这样也无可厚非，因为热爱和忠诚各自的家乡与小团体，也是现代化的人之常情。但是，如果极端偏执地着眼于这一种机械团结，并从价值观上将异质群体的集体意识之间的相异性，扩大至绝对的对立性，就会导致排外和冲突的产生，这就是地域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
所以，关于过年回家与否的问候，如果发生在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虽然本身表明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已经比较亲密，但这个问题的一旦出现，弄不好就会刺激家乡观念，并引发地域主义的社会冲突。
所以，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你回答说“回家”，当然合情合理，但说不定会触犯了问者的价值观。首先，本地人会因此认为：本地人和外地人来自在不同的地理空间，目前虽然因为劳动分工而处于同一个地理空间，但由于“回家”将会导致空间的流动与地理的阻隔，也就是说：过去两人没有什么关系，现在虽然有了关系，但将来这种关系也是要断裂的；涂尔干指出，在祟尚机械团结的社会里，“关系一断就是犯罪[52]”。其次，本地人还会觉得，他和外地人不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对此，不要说极端的地域主义者会产生排外情绪，就是一些开明的老板和官员们在决策之时也会因此而犹豫担心。须知，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同农民工打交道的上层人物，并不是省部级官员，更不是国家元首，而大多只是基层的村镇干部和企业主，他们的权力和利益范围只限于某一个社区和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这些老板和官员们也会冒着市场的、道德的风险，将机会从本地人那里让给一些他们所欣赏的外地精英，以望能建立一种新的团结。但是，如果后者要回家或者最终要回家，那么，这种团结的关系纽带就将断裂，老板和官员们辛辛苦苦建立的权力合法性和利益共同体也将因此而分裂动摇。
当然，面对这个问题，你也可以回答说：不回家。个中原由是因为你热爱第二故乡，或者是害怕春运期间的交通拥挤，或者因为经济因素，等等。但是，你同样会面临一个质疑，因为，中国人的家乡观念是如此深厚悠远，而且这种观念所指向的历来都是第一故乡。再者，中国人祟尚家庭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一个人，过年居然不回家，他的道德品质则可能大有问题，和这样的人共事、打交道、做生意，是很不放心、不能信任的。
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理解到，在每一年的春节之际，在过年回家这个问题上，亿万的农民工，无论他们回家还是没有回家，他们都得罪了两个家乡中的一个，他们都触犯了一种或者两种以上的集体意识，“如果一种行为触犯了强烈而又明确的集体意识，那么这种行为就是犯罪[53]”。
不过，上文所说的尴尬也罢，罪过也罢，并不是逻辑意义上的，而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所以，到了2008年1月份，由于一场突然而来的大雪，使农民工们为回家过年这个问题找到了一种新的解释方式，之前所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理由，如今都可以轻描淡写地归之于天气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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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爱思想网 2012-01-09 19:11:2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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