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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运输也已经使一些住宅的散布成为可能。村和乡现在把初中（较低年级的中学）放在更远的地方，由于学校公共汽车可以在10至15分钟内把学生送到学校，而过去村民们一直骑脚踏车。从前遥远和隔离的村民们正在变得接近。相反的，这也意味着有时村民不需要去他们过去到达的地方，因为现在甚至连小村庄都是在货物供应的路线上。
运输很明显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部分。在经历经济增长的地区，运输是发展的一个早期竞技场，而且它吸收许多从农业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年轻男人。任何公共运输没有良好发展的地方，摩托车将会填补缝隙；在一个黄埔乡村中，摩托车使用者宣称他们通过运送附近的人们和货物每天大约可以赚到20至30元。“这比干农活或者进工厂打工更好”，他们炫耀地说。
信息的流动
中国人提高了他们对外界的认识度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更多地参与到与外界相联系的信息流动过程中。长期熟悉中国的观察者对电视机作为人民群众使用的一种新的媒体的出现做了重复的评论，但电视机并不是影响中国人与外界交流的惟一的渠道。印刷的各种杂志远远比以前多，到处都存在，其覆盖率甚至超过电视机。
对大宁管理区的一位邮递员的深入访谈生动地阐明了其中的一些变化。大宁位于繁华的珠江三角洲的东莞市的中心地区，这个地区仅有近二千当地居民，却有成千上万的移居过来的外来工，这些外来工占据了该地区的工业地带和工厂的工作。在1978年，经验丰富的邮递员可以在2个小时内将整个地区信件进行分类，并将信件送出去；但是15年后就变成了全职的工作，而且他还得依赖他的儿子和邻居帮忙派送。以下是他的原话：
订阅的报纸越来越多！许多在工厂的人们都想了解工作信息，所以他们看登在报纸上的招聘广告。《羊城日报》（广州）是最受欢迎的报纸，大约有50份订购，几乎每一个工厂和大约每24个家庭都订阅一份，这份报纸比其他报纸更有趣味性，也有更多的工作信息的广告。还有8人订阅了《深圳特区报》，45人订阅了《南方日报》，9人订阅了香港的《文汇报》（这份报纸尤其为香港、台湾过来的工厂老板所喜欢）。当管理区的陈书记自己订阅了大量报纸时，工厂也订阅所有的这些主要的报纸。我们每天要派送10种不同的报纸共计150份。在1987年，这个地区总共只订阅了30份报纸，只有当地的干部才会看报纸。在1982年，这里只订阅了12份报纸。
在过去，人们把他们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种田上，现在他们有了更多空闲的时间和金钱，他们有阅读的需要。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这里没有杂志，但从1985年开始，工厂开始订阅杂志。现在这里订阅了35份杂志，而且全是私人订阅的。最多人订阅的是《家庭医生》《黄金时代》和《电子报》。《电子报》主要是在电子工厂里的女工订阅的。
说到信件，天呀！大概每天有800封。现在有如此多的信件，是因为外来工很多。在1978年，我们每天只需送20～30封，而这些信件大部分都是来自香港的亲戚。在解放前信件并不多。我是从日本侵华时开始就当了邮递员的。每天平均是10封信。到了今天，每天有800封信，超过600封是写给外来的工人的；少数是商业上的信件；几乎全是私人的信件。
在我们走访的地区，都有着相似的模式。在改革时代的开始时期，只有政府官员确定是要从省会和大都市订阅报纸。当这个地方越来越繁荣，许多单位也开始自己订阅报纸。在今天更加繁荣的地区，私人的订阅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兴旺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其他地区稍微落后，私人订阅真正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早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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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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