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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人们越来越追捧外国造的各种物品。零售商们反映中国人偏好进口货，并觉得国内不能生产出那样的产品。一位福建的灯具生产商说到一件趣事：他的一件产品被新加坡华人买去又当礼物送给了一家湖南的工厂。要是那家湖南厂家想送给福建厂家一盏高质量的进口灯具，“猜猜我最后会收到一盏什么灯具？”一张国内和国际的货流网络无疑已经覆盖了这个曾经自给自足的国度。
资金的流动
乡村的兴起引起了人民币储蓄的洪流。20世纪80年代，很少人把钱存入银行里有利息的账户，但是现在已经很普遍了。在大宁管理区，私人存款从1982年的400万元迅猛增长到1987年的600万元，而且在1992年达到1340万元。在靠近广州西北部的一个不甚发达的高要县里①，一个小城镇（有许多管理区）是这样报道它的成绩的：汇总起来共有6700万的现金储蓄，其中平均每个账户储蓄资金5600元，人均年均储蓄可达2000元。在湖南南部的郴州市，据说在1992年银行存款总额有5亿6千万之多，一年内上升了23个百分点。
地方政府很快采取措施刺激当地的存款行为，因为个体企业者已经增多了向银行贷款的动作。许多老式的信用合作组织开始发挥类似银行的作用，帮着捕获新产生流动着的资金。举个例子来说，在大宁地区，每一个村庄都有大宁信用社的下属分支机构以集中分散的资金。
人们现在极其注意银行存款利率，因为作为与市场经济融为一体的他们已经意识到机会成本的存在。在10年或更长的时间以前，没有人说关于投资之类的话，但是现在，这一观念已进入公众意识。如果人们觉得存款利率太低的话，他们将会选择其他的方式，像证券或房地产等其他投资。在东莞，人们是股票的投资者，这使得许多当地资金流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一个在东莞太平镇做调查的学生告诉我们：他买了1000股，每股从初始的3．5元上升到4元；我们是不是也想买一些？
然而那些手里没有现金或者对投资持谨慎态度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被排除于这些机会之外了。在大宁，第三工业区开始发展的时候，当地区政府招募资金。大多数村民响应这个计划，但是最穷村庄的村民却由于害怕失去他们那来之不易的积蓄望而却步了。只有村长，他的两个儿子还有其他两个人参股了。现在到个人分红的时候了，村庄很少人获得这份收入，这也是当地比较贫穷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投资收入和盈余的来源是来自外地打工者的汇款。外出务工者对于他们的家乡来说是收入的可靠来源，这使得小城镇资金流动更为流畅。1992年在福建省沿海的惠安县崇武镇里据估计有70万元的汇款汇出，而同时对广东高要和福建厦门近郊的蔡塘村的调查了解到100～200元的邮寄回家汇款对每人每月来说是一个很普遍的数目。其他的研究也表明相似的数字，同时估计有40％～50％的工资收入被汇款到家里（K．Chan，1998a：39）。在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随处可见打工者的足迹遍布全国，我们会发现这种全国性流动汇款会给当地的生产总值平均增加了10个百分点，有些地方甚至达到30～50个百分点。这种资金流动的重要性对相对贫困省份的作用可以在1994年的安徽看到。在这仅仅一年的时间里，汇款额已相当于农业生产总值的25％，等于全省的乡镇企业工资总额（K．Chan，1998a：39）。
与干部的讨论可以看到流入投资资本是一个国内和国外资源的汇集体。举个例子来说，在瑞丽这个地方有些官员估计在云南与缅甸接壤的边境，约600个投资者中的2／3是来自省内其他地区的。在非云南投资者中，研究者发现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约170个，四川以数十人的优势名列前茅。其他投资者来自广西、福建、广东和其他几个地方，而有近10个左右的广东投资者带来了最大部分的资金。同时大约有30个投资者是“外商”，尽管这个数字包括一个台湾人，相当数目的香港人，其他的则来自缅甸、泰国等，一个来自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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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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