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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来自香港、台湾的中国人放入外商投资的分类中，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大多数来自东南亚的“外国人”也是属于中华民族，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华侨。这样在三资企业的分类中，绝大部分资金来自香港、台湾。当地政府表示他们更喜欢香港和台湾人的投资，因为和中国人做生意更容易些。当地政府官员经常抱怨真正意义上的外商投资者往往先考察一两天，然后用半年的时间考虑投资的时机。众所周知，这些外商投资意向的踌躇性，与他们形成鲜明的对照的是香港的商人，他们往往会当场决定在哪一个地点投资，然后可以根据他们的保证投资计划。
在我们考察的地区中外商投资有日益增长的趋势，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地区集中在沿海地区。1992年外商对四会镇第二大市区的投资额大约是450万美元，这个资金流入到广东沿海的一个城镇，珠江三角洲的外围，珠江流域，相当于对内陆地区湖南南部更大面积的郴州502万的投资额。在云南与缅甸接壤的边境地区，外商投资更是有限的，除了其他地区的资金流入，当地投资还包括当地傣族居民的缅甸亲属。
香港对广东经济的影响特别强烈，许多地区都直言不讳香港投资对他们经济腾飞所作出的贡献。在高要地区表现为从香港亲戚那取得汇款和为市政工程进行的捐款比如兴建学校；但在大宁地区参观者在他们不定期的访问中用提供港币现金的方式直接刺激他们的经济发展。当地政府用这些资金来举办工厂和企业。
香港人还会通过直接在中国大陆投资房地产取得某种实惠，因为当地的价格要远远廉价于香港。香港电视所引用的说法是广东和厦门的住宅单位价格是在香港价格的1／4。建筑成本在中国迅猛增长。然而这种廉价商品并不是无限持续下去的。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福建也是香港的一个主要的投资地。在福建沿海的安海镇，1991年外来投资者有37家，1992年有46家，1993年有102家。外商投资的确为他们的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确实，这个镇的总投资额中有85％来自国外。在这个数字中，超过60％来自于香港，然后紧随其后的是新加坡、台湾和菲律宾。对福建省来说台湾是重要的投资者。举个例子来说，在厦门市外的蔡塘村，台湾人早在1990年就开始投资，在1993年在十几个“外商”中占了一半。从厦门视野放开来说，临近广东边境的南靖，在1140家企业中只有18家是三资企业，总投资额只有16．6万美元。
因为这些地区特别地能和全球化市场保持协调一致，尤其经济特区，在这里，外商（至少在1997年以前）②投资领域中一直是香港在独领潮流。在蛇口工业区，一个早些起步发展的工业区，超过2／3的投资是来自香港；其他的1／3则主要来自日本、美国和德国。国内资金达1992年总资金的7％。经济特区的最初设想原属这些地区可以捕获外资，然后再加工产品出口。然而，就像国内资金有回流倾向一样，产品的销售亦是如此。蛇口工业区所销售产品的70％用于国内市场。
税率问题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当地部门力争在这方面的独立性，以避免与其他行政部门在权力方面的摩擦。变小城镇为大城市的这种趋势的一个原因是为避免向当地城市或县纳税；城市可以直接向省部门和政府直属机构交税，这样减少一个税款分配的中间级别。蛇口现在不得不向深圳交税，然后深圳再把税收中的一部分交给中央部门；一部分返回到包括蛇口工业区、允许蛇口动用部分预算的地区在内的当地政府。因为缴上去的税款并不会全部返回来，蛇口不得不自己拨款于它当地的学校和社会福利。
运输与人口流动
改革年代变化的另一个方面是遍及全国的人口流动的增加。广东省四会清塘镇的一个小工厂的经理反映，“在1972年，当这家工厂刚建立的时候，当地周围地区都是田野，而且工厂外面的道路非常狭窄，大约4米宽。但是今天的主道正好从我们面前通过，在1972年要花费一整天才能到达的交通容量现在只需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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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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