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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声]乡村的故事与国家的历史
——以樟林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问题
  作者:陈春声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1-15 | 点击数:32059
 

  实际上,城内天后宫是目前樟林社区中唯一“活着”的,仍有较多信众,每年三月初三“天后诞”时有众多的妇女前来拜祭的天后庙。城内天后宫至今仍保持生命力的理由可多方面理解,包括庙宇位于社区中央,来往方便,容易进入平常百姓日常生活的“视野”;传说中这个庙宇的建设者是樟林本地人,他的生活经历代表了樟林人心目中的成功者的“理想模型”;传说的内容虽然不算文雅,但却充分表达了普通女人生活的艰辛,较易引起一般人同情的联想等等。还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就是在现代的口头传说中,林姓船主的身份变成到南洋“过番”的华侨,他发财后回家探母,听母亲讲了前面的故事,就建了这座天后宫[40]。这与清末以后樟林人大量出洋,樟林成为著名侨乡,百姓日常生活和社区公共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侨汇的历史变迁,是相吻合的。而且,传说内容的适当“修正”,也吸引了不少从海外回来探亲的华侨前来拜祭。

  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发现,据说在社区发展不同阶段建立的这四个天后宫,其相关的传说读直接间接地反映了不同阶段历史的特点。以往有关村庙的灵验传说的研究,往往侧重于考察这些传说所蕴涵的文化象征意义,以及传说所反映的村落内部和村落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我们的研究也许可以说明,在一个有较长时期的文献性历史记录的社会里,对灵验传说的解读,还有助于对乡村发展历史的理解。我们知道,在村庙的实际运作中,灵验故事的创造与流播,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与庙宇活动有关的信众和周围的人们,每天都在重复他们知道的传说,同时他们也参与了故事的“创作”与“再创作”,通过这样的过程表达、宣泄自己的体验、情感和生活目的。樟林的故事似乎告诉我们,历史这只“无形之手”实际上可能对林林总总的各种各样传说进行了某种“选择”,使传说中与实际历史过程相契合的内容,在漫长的流播过程中,得以保留下来。在其背后起作用的,实际上是人们对社区历史的“集体记忆”。

  在这里我们要面对的就是如何理解百姓“历史记忆”的问题。在提倡“眼光向下”、强调重视普通人日常生活经验的时候,研究者必须保持一种自觉,即他们在“口述资料”或本地人记述中发现的历史,不会比官修的史书更接近“事实真相”。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而非历史事实本身。乡村社会研究者的学术责任,不在于指出传说中的“事实”的对错,而是要通过对百姓的历史记忆的解读,了解这些记忆说反映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和形成的。正是这个意义上,我们相信“口述资料”和本地人的记述,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乡村历史的“事实”或内在脉络。

  三、作为分析工具的“乡村社会”:上下内外的关系

  在提倡“眼光向下”、鼓吹“用普通人的观点看普通人的历史”的时候,不少研究者们不假思索地运用 “官方—民间”、“精英—大众”、“国家—乡村”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作为分析历史的工具,并实际上赋予了“民间”、“大众”、“乡村”某种具有宗教意味的“正统性”意义。笔者曾经指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保存有数千年历史文献,关于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记载相当完备,国家的权力和使用文字的传统深入乡村,具有极大差异的“地方社会”长期拥有共同的“文化”的国度来说,乡村社会的各种活动和组织方式,差不多都可以在儒学的文献中找到其文化上的“根源”,或者在朝廷的典章制度中发现其“合理性”的解释。结果,如果忽视制度史的研究而侈谈基层社会研究,是难免“隔靴搔痒”或“削足适履”的偏颇的。不了解历代王朝有关“仪礼”、“祀典”的一系列规定,以及各地官员实际执行这些规定的情况,就不可能明了民间宗教行为的象征意义;没有弄清明代里甲制度的内容和后来的演变,就难以理解乡村中的土地关系和基层社会结构的种种现象;不清楚历代王朝关于科举制度和学校教育制度的规定,要讨论士大夫阶层在乡村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就无从谈起。传统乡村社会研究,要求研究者在心智上和感情上真正置身于乡村社会实际的历史场景中,具体地体验过去时代乡村的生活,力图处在同一场景中理解过去。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历史文献的考辨、解读和对王朝典章制度的真切了解是必不可少的。[41]也就是说,在具体的研究中,不可把“官方—民间”、“精英—大众”、“国家—乡村”之类的分析工具,简单地外化为历史事实和社会关系本身,不可以“贴标签”的方式对人物、事件、现象和制度等做非彼即此的分类。

  本节试图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当在与“国家制度”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乡村社会”这一概念的时候,是否以乡村社会“均质性”的存在作为前提。在阅读文献和下乡考察的时候,我们常常关注的问题是:“这是本地人说的,还是书里写的”?或者“这是乡里人的看法,还是外面文人的观点”?在做这一类的提问时和随后进行的分析中,因为重视“乡村”和“本地”,我们常常无意识地使用一个假定,即存在着一个具有“均质性”的“乡村社会”。把这样的假定用于分析概念的逻辑操作,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但要防止把概念等同于事实本身。特别是在分析“乡村”与“国家”关系的时候,不可因此忽略了乡村社会的异质性和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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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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