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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简短的结语
本文试图通过对樟林这个村落的考察，表达有关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方法的一些思考。首先，笔者认为，在是否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意义上争论“口述资料”和本地人记述的学术价值，是没有价值的。研究者的责任不在于指出传说中的“事实”的对错，而是要通过对百姓的历史记忆的解读，了解这些记忆说反映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和形成的。正是这个意义上， “口述资料”和本地人的记述，可能更深刻地反映了乡村历史的“事实”和内在脉络。其次，当研究者在与“国家制度”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乡村社会”这一概念的时候，有必要考虑在什么样的前提下或程度上，“乡村社会”可以作为一个具有“均质性”的分析概念被使用的问题。如果在运用这类概念时能多一点自觉，我们对乡村社会生活的理解要丰富和深刻得多。又次，在樟林一类在地域社会中有重要地位的乡村中，我们可以见到地方官员直接干预乡村事务的大量例证，而更重要的是，乡民观念中关于来自国家的“正统性”的理解，如何在乡村的组织结构和日常事务中有意无意的表达出来。再次，要用“整体历史”的观念区理解地域社会的历史脉络，而将乡村置于地域社会的脉络之中，对更深刻的理解乡村的故事与国家历史的关系，具有方法论上重要的意义。
注释：
[1] 参见刘志伟、陈春声《历史学本位的乡村社会史研究》，《1997年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华书局1998年版；陈春声《社会史研究应当重视田野调查》，《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2]已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从“游火帝歌”看清代樟林社会--兼论潮州歌册的社会史资料价值》，《潮学研究》第1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社神崇拜与社区地域关系--樟林三山国王的研究》，《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樟林港史补证三则》，《潮学研究》第2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八二风灾”所见之民国初年潮汕侨乡──以樟林为例》，《潮学研究》第6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神庙系统的研究为中心》，《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村落历史与天后传说的演变──以樟林的四个天后宫为例》，《潮学研究》第八辑，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
[3]由于本世纪60年代以后围海造田和并围堵口的工程，现在韩江只有5个入海口。
[4]可参见拙作《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明清论从》第二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
[5]关于清代樟林港的贸易情况，已有许多有价值的研究。例如，可参见田汝康《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页18--19；张映秋《樟林港埠与红头船》，《汕头文史》第8辑；林远辉、张应龙《潮州樟林港史略》，《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2期，1993年第1期；《泰国潮州人及其故乡潮汕地区研究报告·第一期·樟林港(1767-1850)》，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1991年版。
[6]以后商业街区有所增加，如“元通街”，有的街区又演变为“社”，如“新兴街”，但当地居民在说明社区内部格局时，一直沿用“六社八街”的说法。有关樟林社区历史的发展和街区的变化，可参见参见陈春声、陈文惠《社神崇拜与社区地域关系──樟林三山国王的研究》；陈春声《从<游火帝歌>看清代樟林社会──兼论潮州歌册的社会史资料价值》。
[7]《汕头百年大事记，1858--1959》，汕头市史志委员会1960年版，页3。
[8]尹佩绅《樟林镇鼎建风伯神庙碑记》(嘉庆二十四年)，《凤山记序》，道光七年刻本，页21a--25b。
[9]可参见陈春声《“八二风灾”所见之民国初年潮汕侨乡--以樟林为例》。
[10] 例如，可参见嘉靖《潮州府志》卷8，杂志；嘉庆《澄海县志》卷8，都图。
[11]陈国梁、卢明《樟林社会概况调查》，中山大学社会研究所1937年版，页2。
[12]嘉庆《澄海县志》卷3，城池。
[13] 陈汰余《樟林乡土志略》。
[14] 顺治《潮州府志》卷7，兵事部。
[15]陈国梁、卢明《樟林社会概况调查》，页5。
[16]这些文献现以“樟林乡土史料”为题，以专集形式收藏于广东省澄海县博物馆。
[17]参见拙作《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
[18] 参见拙作《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神庙系统的研究为中心》。
[19]《樟林乡土史料·乡党里甲释疑》。
[20]《明会典》卷36，课税五，渔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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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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