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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声]乡村的故事与国家的历史
——以樟林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问题
  作者:陈春声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1-15 | 点击数:39343
 

  林泮、林五两名通盗主犯被处决后,其家产全部没官变卖。嘉庆二十四年,新任澄海知县不久的尹佩绅捐俸二百两,倡导“镇市中商民”合力捐资共六百八十两,购买林泮没官住宅“大夫第”一座共三十间,改建为风伯庙,亲自“虔具牲醴以致祭于风伯之神”[14],并在庙前树立《樟林镇鼎建风伯庙碑记》[15]。据他的说法,在樟林鼎建风伯庙是因为其在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樟林,澄之钜镇也。旧无风伯庙,自余宰是邦,越五岁而庙始建焉。夫建庙者何?祈风若也。建于樟林者何?澄滨大海,民多业于海,樟林尤河海交会之墟,闽商浙客,巨舰高桅,扬帆挂席,出入往来之处也。是非风不为利,非风伯之庇不为功。[16]

  不过,实际的动机也许更加复杂一些。林泮、林五的田地、房产没官以后,总督衙门核准价银四万六千余两,行令变价解缴广东布政使司。但变价出卖的过程并不顺利。嘉庆十五年至十六年(1810-1811年)之间,在知县周家俊任内,曾有县民李世丰等承买抄产,结果上司以“价少”为由驳回,嘉庆十八年(1813年)继任知县的李书吉又“发回原价,追还田亩”,后遂再无人承买。到嘉庆二十四年尹佩绅到任时,二林抄产田房仍是“召变多年,未能清结”,上司再三催办,处境为难:

  既多周折,且今昔情形不同。从前估价比之现在民间时价较多,以致殷实之家畏缩观望迟久,无人承买。惟价至四万数千余两,日久尚无分厘变解,处分綦重,切实惶恐。辗转思维,惟有设法通融办理,冀早出售。[17]

  为了尽早变卖二林抄没田地房产,他“复查保甲,亲历各乡,于接见绅士时多方开导,以此次承买之后,断无复奉驳饬追还周折之事”。又允许先交半价即予管业,其余部分再分期还清,用了将近两年功夫才把二林没官田房“变价缴清,免干严谴”[18]。樟林风伯庙建于他刚刚着手处理二林没官田房时,以林泮没官私宅改建风伯庙,自己捐俸之余,“导镇市中商民合力买之”。可以想见,在崇祀神明,为民求福的理由背后,风伯庙的建设实际上也有助于尹佩绅解决变卖二林房产这一棘手的难题。[19]

  风伯庙建立之初,“堂之位仅奉木牌,未及虔塑神像以昭灵爽”[20]。次年潮州天旱米贵,青黄不接之时尹佩绅再到樟林,劝谕商人往台湾、厦门运米回潮接济。据称“该商等欣然乐从,用是入春以来,米船源源不绝”,两个月间共有118条船运米入口[21]。他把此次米粮海运顺利归功于风伯的保佑,为其塑造神像。当年十二月“又捐廉银二百二十余两,自买充公四围田十五亩,以俾吾民供奉,永为祭业”[22]。其时风伯庙已有“董事职员”三人,但尹佩绅仍认为“庙无主持,何以洁庙宇”,又于道光二年(1822年)延请僧人为风伯庙主持。同年,再把东陇港外的泥坪拨归风伯庙收管,每年召佃收割咸草,可得租银四十元。为此事,他又树立了《拨充风伯庙祭祀香灯章程碑记》。道光六年(1826年)和七年,尹佩绅再次把两处沙坪和一处铺屋拨归风伯庙,使风伯庙庙产每年收入的租银达一百二十六元。[23]

  道光七年四月,在即将离任之际,尹佩绅对风伯庙的祭祀和庙产管理仍十分关注,又写了《谕风伯庙司事值办祭祀》文,要求对风伯庙的祭祀礼仪、田产管理和日常开支议定章程,造立册籍,以专责成[24]。同时,他又再次在风伯庙立碑(即《拨充风伯庙祭祀香灯示》),详细开列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七年历次捐置和拨归风伯庙的田产所在、面积和租银,并规定了风伯庙每年祭祀的方式:

  为此示谕各行商、船户、乡民人等知悉,尔等各宜遵照。每值春秋祭祀,讫集伺候本县致祭。所有捐拨田产租银,届期着该司事征收,按照议定章程办理祭品物件,毋致临期周章。

  尽管风伯庙建立之初是“镇市中商民合力买之”,建立的理由在于保证洋船海上航行的安全,每年春秋二祭时各行商、船户、乡民等都要在场,但仍然可以感觉到,象尹佩绅这样的地方官员在庙宇建立、管理和日常运作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实地调查中,作者也没有听到民间祭祀风伯庙的说法。

  风伯庙的的结局,也与新围天后宫相仿。宣统元年,塘西社乡绅在此地建立广智高等小学,似乎在此之前风伯庙的祭祀已经没有“正常地”进行。以后风伯庙址一直是学校所在地。1931年广智小学改称为区立第一高等小学。1939年因县城为日本军队占领,澄海县立中学迁来风伯庙上课。1943年底,日军攻陷樟林,次年春又在风伯庙设樟东日语学校和伪三中。光复后,1946年在此地建立了苏北初级中学,直至90年代初,风伯庙旧址仍为苏北中学所在地[25]。清末民初的重大社会变动,使风伯庙这种带有明显“官方色彩”的庙宇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近二十年樟林的许多民间庙宇得以重建,但从来没有人提出过重建风伯庙的建议。

  风伯庙从一开始就具有“外来”的性质,尽管风伯神是列入王朝祀典的神明,也不管地方官员和在这个庙宇的建筑、祭祀仪式和庙产管理上花费多大的心血,风伯庙似乎未曾开始过其“本地化”和“民间化”的过程,庙宇与社区内部的日常生活始终有较大的距离,当地百姓事实上很少对这个比村落主庙和社庙更有“正统性”的庙宇产生“有份”的感觉。结果,官员一旦离开,庙宇的衰落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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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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