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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层面的照护在民间医疗体系中尤为强调。可以说，终极关怀主要是指信仰的关怀，各种宗教从生理、心理、灵性和社会的终极关怀层面发展出各自的死亡哲学和解释体系。如佛教讲求生命的连续性——今生与来世，道家看待死亡是生命脱离人间纠葛重新获得纯净的最佳机会（26）；伊斯兰教的“前定观”认为穆斯林的生死均由安拉主宰（27）。对于人们如何“善终”，诸信仰均有一套严密的临终关怀程序与规则来执行。如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穆斯林在临终之际要明醒“伊玛尼”（信仰）、请阿訇念“讨白”和要“口唤”（28）。
（3）专业医疗体系是指组织化的、政府批准的治疗行业，多以现代西方医学科学为理论基础。专业医疗体系不仅包括各专业的医生，还涵盖辅助卫生工作者，如护士、助产士、药剂师和实验室技术人员等。医生通常对医学知识拥有垄断地位，他们拥有诊断病人病症、控制病人行为的绝对权威；医院（尤其是综合医院）是医生行使权威的合法化的社会控制机构，并受到政府调控、职权改变、产业化等外部环境和双重权威（行政管理和医疗专业）以及人际关系紧张、责权真空等内部体系的综合影响。
戈夫曼将医院作为一个“小型社会”来研究，他认为医院具有独一无二的文化体系（29）。在医院组织中，病人远离自己的正常生活并在很大程度上处在“去人性化”的地位，他们按照医院划定的标准（年龄、性别、患病类型、严重程度）进行分类并居住，没有个人隐私，接受着“标准化”的科学治疗模式。科克汉姆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医院的三种机制造成的：a．剥夺病人原有的社会身份；b．对资源的控制；c．限制病人的活动（30）。笔者认为这种状况也可归结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批判医学人类学所研究的重要主题——西方医疗霸权全球化的结果，即在地方社会中，传统医学机构逐渐被西方医学科学机构蚕食并取代，西方国家所认为的健康生活成为主要的健康模式，如所谓的健康护理、健康医疗和健康事业等，因此非西方社会的病人体验着西方式关怀出现不适应的“症状”也就不足为怪了，如临终时候被隔离在医院的封闭空间，家人和朋友不能随时陪伴左右，缺乏信仰的关照，由陌生人照顾并且只有很少的交流等。在医院的场域中，死亡已被整合至一种技术性和观念性的整体，它已经不是单纯事件，而是隐含着医疗霸权的独特性质和根本价值。此外，医疗霸权的影响力还体现在：a．强调病人服从一个“社会强势者”或者专家的判断；b．指引病人关注致病的直接原因（如病原体、饮食、锻炼、吸烟等），而忽略结构性的因素（31）。
3．解释模式（Explanatory Model）
20世纪70－80年代，以阿瑟·克莱曼为首的哈佛大学社会医学系同仁率先关注文化在疾病和治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虽然健康关怀在当时仍被视作对特定社会环境的适应策略，但是问题的焦点已转向集中在疾病和追求健康策略的文化意义建构（32）。在通过区分重要概念“病患”（illness）和“疾病”（disease）并以此架起生物—心理—社会之间的桥梁的基础上，阿瑟·克莱曼提出了解释模式，旨在跨文化比较的框架下，使医生和病人能更好地了解彼此关于病因、诊断过程和治疗的一系列看法，以期寻找医生和病人都认可的治疗方法。一个解释模式通常有以下5个方面的要素：a．疾病／健康问题的病因学解释；b．早期症状的描述；c．对疾病的病理生理学解释；d．疾病的自然史及其严重程度；e．适当的治疗。阿瑟·克莱曼及其同事建议，医生应该把了解病人的解释模式作为治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尽量让病人理解自己的解释模式（33），这样才能够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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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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