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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学人类学的视角和实践
笛卡尔建立在科学观测和理性基础上的哲学体系成为整个西方科学发展的基础⑩。在笛卡尔看来，身体和心灵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在身体和心灵之间没有重要的互动。 因此，这两个领域或者主题都是被各个不同的学科分别提出来的（11），身体成为包括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的主题。这种笛卡尔式划分使得医学在对待身体问题时尽量地不涉及社会或心理原因。而从技术层面上来看，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的发展给医学提供了机械、力学、量度的概念和方法，促进了近代生理学的研究与发展（12）。由此，现代医学对于“机械”与“技术”的倚重使得它始终处在一种“分隔”、“局部”和“静止”的状态下思考和研究人体，即没有整体的人的概念，而是把人体看成各个系统，系统下面是各个器官，器官由细胞组成，细胞由分子组成，而疾病主要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器官或生理系统。这样一种认知人体的方式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对事物的一种新切割，又是用一种语言把它们接合起来的原则——这种语言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实证科学”语言（13）。
医学为我们建构了具体个人与理性语言的封闭对话方式，而人类一直在寻求开放式的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的最佳模式，生存的过程也就是适应的过程，疾病也是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而医治疾病不仅要涉及病理知识与实践，还要虑及患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这纯粹是一种文化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医学人类学就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去了解人类与其健康和医学的相关活动，这也很好地契合了人类学关于生物—文化—环境一体化的整体论视角。长久以来，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心灵”部分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主题，后来这种分割成为社会科学基础的一个重要特征（14），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身体在社会科学理论中的长时间的缺席。医学人类学的兴起似乎僭越了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则”，因为如将医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对象排列起来，线的一端为生物极，另一端则为社会文化极（15）。笔者认为，医学人类学恰是近些年来“身体研究”回归的先行者，因为其生理—心理—社会的整合视角正是“身体研究”的核心。临终关怀正是需要利用这种整合视角进行研究的主题之一，但医学人类学对此问题的探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即从求医行为、医患关系、治疗过程的逐步深入和环环相扣，而并无特定的理论集中阐述。笔者试图总结有关这一问题的相关理论和视角。
1．民族医学的视角
今日所谓民族医学（ethnomedicine），是医学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也就是“与疾病有关的信念和习俗，这是民俗化发展的产物，而绝不是来源于现代医学的概念范畴”（16）。关于人类学家在最早期的实地调查中，收集所研究族群的各种医学信念和死亡哲学的资料和角度，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有介绍，在此不再赘述；笔者关心的是在民族医学的医疗体系中，所谓的“医务人员”和患者的关系如何建立？如使用现代术语，医疗环境又是怎样的？这对今日探讨临终关怀的现代理论和实践，进行跨文化比较十分重要。
（1）病患（illness）的含义。从文化的意义上，病患意味着社会承认这个人不能完成自己正常的任务，对这种状态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应付（17）。比如那伐鹤印第安人认为健康是人与环境之间恰当的关系的症候。健康与善良、祷告和美丽有联系，所有这些对生活都有积极的价值。另一方面，不舒服则是这个人失去微妙的平衡的证据（18）。换一个角度，道格拉斯认为，健康人体是整个社会组织良性运行的自然显示，而人体疾患则是社会冲突或不协调的象征，也是这一观点的验证。由此可见，病患的含义始终围绕着人与环境、身体与宇宙感应的动态体系。而从医学角度上来说，使用的术语是疾病（disease，而非illness），疾病是与细菌和病毒相联，是一种负面的躯体状态，是经过实验室检验和临床检查所证明的生理学功能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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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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