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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医治者角色。在传统社会中，医治者的职责不仅要治疗疾病，从更高层次上来讲是要维持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和谐。医治者的角色通常由两种人物来充当。其一是由宗教师扮演，如萨满、祭司等。宗教师多通过仪式进行治疗。治疗器具通常不是现代医疗设备，而是传统的仪式器物，如当代中国哈萨克族的萨满在仪式中使用的治疗工具是《古兰经》、念珠、占卜用具、马鞭、刀子、水、火柴等物（19）。其二是由民间医疗保健体系中的专业人士来担当，如传统中医、印度活力论医学等。
（3）对待临终患者。死亡在20世纪的西方医学科学体系中是一私密事件，病人的临终阶段多在医院度过，且临床治疗呈封闭状态，不易被外界观察（20）。亲属和朋友几乎没有权力接近临终病人，只能选择服从医院规定和医疗程序。如今很多医院都设立ICU病房（21）。选择进入ICU病房的病人可能接受的抢救措施包括：心外按压、气管切开、气管插管、麻醉机、呼吸机、人工呼吸、维持心跳和呼吸等。进入ICU病房就意味着病人和家属的分离，很多情况下家属再见到病人已经是裹好的尸体。而在一些传统社会中，病人治疗的全过程多是家人陪同参与，临终阶段及其相应的信仰仪式也多在家中进行，病人在家人陪伴下度过人生的最后日子，死亡及后续的丧葬仪式是公开事件。
（4）死亡的判定。某些传统社会判定死亡，并非是呼吸停止、心脏停止跳动等生命迹象的测量，而是取决于个体所属社会群体的态度。据民族志资料记载，由于资源有限和人口压力，一些特定社会的成员（老人居多）会遭到遗弃或者割断他们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这等于被社群界定为死亡；而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死亡也将加快个体的生物性死亡（22）。
（5）生与死的界限。在西方工业社会，生与死的界限泾渭分明；而在有些土著社会，如列维·布留尔所概括的，生与死并无不可逾越的界限，死者虽然离开此世，但在彼世严密的社会组织中仍以某种方式活着，又处处出现在此世的社会生活中，死者可顺畅地在生死互渗的空间中穿梭。比如西非的土著相信，人死只是摆脱了自己的有形躯体和改换了住址而已，其余一切则依然如故（23）。
2．健康关怀（Health Care）的三种模式
民族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针对小型、简单、且经济欠发达的传统社会。而面对经济发达、技术先进、体系完备的城市社会，包括临终关怀在内的宏观的健康关怀原则和实践又是何种状况？医学人类学家阿瑟·克莱曼归纳出复杂社会中经常出现的三种互动、交叉的健康关怀模式，即一般医疗体系（popular sector)、民间医疗体系（folk sector）和专业医疗体系（24）。
（1）一般医疗体系主要指初级卫生保健系统，多以家庭和社区为单位，在日常社会中可便捷地为居民提供保健和护理常识及相关服务。这种服务形式适合以社区为主的临终关怀模式，可为那些疾病缠身、生活不能自理、膝下无子女或子女不在身边的患病老人提供24小时临床护理和生活护理。我国以社区为服务对象的临终关怀医院有北京松堂医院（1987年创办，民办）和北京朝阳门医院临终关怀病区（1992年创办，国有民办）等。
（2）民间医疗体系既包含民族医学中的民俗医疗行为，又强调了民间医治者的角色（有别于宗教师的治疗方式）和“土药”的作用。民间医治者大多未接受过医学科学的正规培训，民间医疗体系多处在正规医疗体系的边缘，并有职业化发展的趋势。如我国就有藏、蒙、维吾尔、苗、彝、傣族等内容丰富的少数民族医疗保健文化；在佛教、道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中也有各自的医学体系。
民间医疗体系多以思辩的方式使用概念以产生医学的解释，为医学提供一个理性的、先验的前提。如传统中医突出体系、能量和意识三者合一的医学体系，讲求“天人合一”；而西医的解剖实践描述的是局部状态，将疾病看成是局部损伤，而且认为每一种疾病在某个器官内有其相应的病变部位，并把它称为“病灶”（25）。西医过于强调局部病变而忽视了全身反应，尤其是精神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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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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