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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发展史上，进化论学派对于人类进步初级阶段的原始宗教、图腾崇拜、巫术、仪式等充满了浓厚兴趣，认为土著社会的死亡并非偶然事件，总是与不可知的超自然力量紧密相联。如泰勒的“万物有灵论”认为，灵魂就是人类的第二重生命。灵魂是它使之生的那个个体中的生命和思想的本原，它能够在这个身体死后继续存在并在人们面前出现⑤。死亡可使灵魂升华并神化，向死者、向祖先的灵魂施行崇拜是人类认识到的第一项礼仪。列维·布留尔在其所描述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和南北美洲、非洲与亚洲的部落社会中，表述死亡问题是建立在受“互渗律”支配的集体表象的基础上的。所谓“互渗”，是建立在空间向度上的，juxtahoc，ergo prorter hoc（接近这个，所以因为这个），即空间方位与“原始人”的思维在这一特定时刻力图弄清的那种东西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神秘的互渗⑥。在对待死亡问题上，尤其是有关死者的仪式，更确切地说探讨生者与死者之间的联系，“互渗”关系成为极其重要的基底。马凌诺斯基的文化功能论则是从文化的“全貌观”角度切入死亡论述的。在马氏看来，临终仪式证实了一个垂死的人在莫大的冲突中所需要的情绪上的展望，而逝去后的丧葬仪式用于调节家庭和社区由于个人故去而造成的精神上的危机⑦。由此，与死亡相关的仪式和信仰是为了满足个人和相关群体的认知和精神需要以减轻死亡所带来的压力，其更大意义上是从集体层面进行表述，并同文化的其他动态要素在功能上互相联系和倚仗，以避免死亡对社会群体的瓦解。而拉德克利夫·布朗则认为功能与结构并存才是审视问题的更全面视角。个人的死亡使社会凝聚力受到局部破坏，社会平衡被扰乱；而相关的葬礼习俗已经超越了个体人格价值和集体情感层面上的表述，而注重维系被打乱的深层次的社会组织与结构，力图建立新的平衡状态。20世纪60年代，维克多·特纳以其朴素与激情力争从象征角度对仪式的某些属性做一清楚的陈述⑧。死亡主题贯穿了特纳对非洲中部恩丹布部落仪式的研究，且通过象征的两极性（polarity）和多义性（multivocality）得以展现。最重要的是，贯穿于特纳各类过渡仪式核心的“分离（separation）—阈限（margin or limit）—交融（aggregation）”理论可从广义上理解为“生死仪式”，因为所谓“地位的提升”实质是文化所设计出跟自己对话、反思的“地位的翻转”⑨，这不啻是将转换性的仪式抽象成文化意义上的从生命过渡到死亡，又从死亡过渡到新生命的社会历程。此后特纳及其追随者关于仪式、过程性分析、庆典等的研究已有将过渡仪式泛化的倾向，任何仪式性的心理认知都可理解为告别过去，开启新生的过程。
人类学理论史上关于死亡主题的研究很多，以上列出的诸种理论取向只是其中之一。诸种学派的人类学家在构建和夯实本派学说时，都牵涉并借助了死亡主题，并集中在宗教、巫术、仪式、象征、心理的讨论范畴（但令人遗憾的是，关于死亡并没有什么概念上的进展）；而他们在部落社会收集文献（一些是坐在安乐椅上讽刺“原始人”“野蛮”的死亡习俗）或田野调查（一些是身体力行地参与土著的丧葬仪式）的过程中也体悟到，死亡并非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而是更多地融入了围绕死亡所产生的由知识、信仰、情感、规范、价值观、技术、仪式、神话、组织、结构、符号等组成的一个庞大综合体；这需要从文化的层面给予系统的分析与解释。虽然这些理论随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遭至各种学术质疑并被不断修正，但其丰富的文献和民族志材料却为我们洞开并拓宽了关于死亡的人类学理论视野。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技术的发展，死亡也具有了“现代”含义，人类通过精确的诊断技术、熟练的外科手术、严密的疼痛控制等现代医学手段来抵御死亡这个宿敌，在实证主义和技术权威为核心的一体化现代医学体系中，力图消解人类对于生命和死亡哲学的认识论基础。然而事与愿违，相当多的生活经验显示，当医学科学的临终关怀原则未经实行，就已被区域文化的某些信仰、理念和习俗等先行阻隔而完全落空，这也恰恰为我们提出了现代制度化的临终关怀原则如何切入地方文化体系并有效整合与执行的难题。医学人类学探讨的正是此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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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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