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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文学》第二卷第六期“中国文学研究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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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昌
完全用《小说月报》的形态出现于上海的《文学》，新近也仿照《小说月报》的办法，出了一册“中国文学研究专号”。
这册专号在“量”的方面的确不少：以字数计约有三十万字以上；以篇数计，书评论文共三十三篇，论坛四则。论文的性质，可以大约分作下列几类：
一、纯粹论中国文字音韵的，有魏建功的《中国纯文学的姿态与中国语言文字》；郭绍虞的《中国诗歌中之双声叠韵》；吴文祺的《论文字的繁简》。
二、单纯的记述和考订文学的史料的，有郑振铎的《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洪深的《申报总编纂“长毛状元”王韬考证》；张全恭的《唐文人沈亚之生平》；夏承焘的《姜白石议大乐辨》；赵万里的《散曲的历史观》；马玉铭的《西厢记第五本关续说辨妄》；向觉明的《明清之际之宝卷文学与白莲教》；顾颉刚的《滦州影戏考》；乐嗣炳的《粤风之地理的考察》。
三、考订文学史料而同时设法说明当时的社会思想的，有李嘉言的《韩愈复古运动的新探讨》；郭源新的《元明之际的文坛的概况》；何谦的《元代“公案剧”发生的原因及其特质》；谷远的《净与丑》；吴晗的《历史中的小说》；高滔的《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学》。
四、对于原有文学的欣赏和评价，有贺昌群的《论唐代的边塞诗》；龙榆生的《苏门四学士词》；董启俊的《宋诗革命的两个英雄》。
五、考订史实引用外国的材料，而有新的印证的，则有霍世休的《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李素英的《唐宋大曲考拾遗》；林培志的《“拉马耶那”与“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李满桂的《“沙贡特拉”与“赵贞女型”的戏剧》。
此外，刘复的《吕氏春秋古乐篇昔黄节解》完全用科学材料注解古书，是专号中最专门的一篇论文。
其余如朱自清的《论“逼真”与“如画”》；俞平伯的《左传遇》；赵景深的《宋元戏文与黄钟赚》；西谛的《读曲杂录》，大都是些读书扎记之类，并不是十分正式的论文。
就各篇论文作者的思想而论，方面是极不相同的。有的用纯科学的方法，有的是诗话式的欣赏，有的笔底下免不了口号式的武断，有的思想中显然受着主义的指导。总而言之，这期专号委屈一点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直爽一点（假使我可以直爽一点）可以说，它给读者的印象极不调和。但这“不调和”和作者及作品本身无关，那只是编者爱这么干而已。也许在编者这也是无法，在这不调和的时代，正如同在北平西四牌楼的大街上一样，驴车、排子车不得不和汽车交错着赛跑。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第五类霍世休等几篇用外国材料来印证中国文学史实的论文。中国的文学在晋唐以后因吸收印度文化，起了剧烈的变动，放出不少的光彩。现在所有的旧小说，戏剧以及弹词，俗曲，几乎无一不是佛教文学的产物，乃至晋唐以后的诗词，都受它的影响。所以不把印度文学与唐代文学的关系弄清楚，中国的文学史永远脱了一节榫，写到唐代总不免要闹几下笑话的。但要弄清楚这段姻缘也真是谈何容易，刚见到几本唐或唐以后的佛曲之类，便要拿来解释这段关系的来路去脉是不够的。“佛曲”之类只是有了那段姻缘以后的产儿，要靠孩子们来解释父母的婚姻是不可能的。只有孩子们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以及第三者的媒人之类，才能说明这段关系。霍君的文章从佛藏及印度故事中探求唐代传奇文的来源，是一个正当的办法。并且作者用英文材料的埃及故事及西藏故事互相印证，引证博审，注解详细（惟作者引及自著其他论文，则仅及篇名，如《列子·汤问篇质疑》、《六朝志怪中之印度故事》等，不注此稿是否已刊，或刊于何书，颇难查按），是文学史上极重要的论文。前人对于传奇也未尝不想它是由佛教故事演变而来，但因懒得到佛经中去找材料来印证，所以一般人对于这问题的观念始终是模模胡胡的。只有这类专题的研究，才能把中国文学史打起一点基础来。正确的文学史之建立，有待于这类点滴集成的研究工作的。
李素英的《唐宋大曲考拾遗》，也并不能因为作者命题的谦抑而受读者的忽略。作者从《大日本史》及《高丽史》中考出唐宋大曲的舞容和服饰，足以补订王国维的《唐宋大曲考》。又把《古今乐录》、《宋史·乐志》、《乐府杂录》的材料和《大日本史》“礼乐十四”、《古事类苑》“乐舞总载”的记述互相印证，考出所谓“软舞”、“健舞”即是“文舞”、“武舞”，足以补订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又从陈暘《乐书》所记“柘枝舞”的舞容和《高丽史》第七十一所记“莲花台”，证明二者实是一种舞。因而推论到“大献寿”即“献仙桃”，“延寿乐”即“延寿长”等，都是很有见解的创获。这篇文字也告诉我们：要研究唐代和唐以后的文学和艺术，日韩方面的材料是不可忽略的。本来中国唐宋文化被录存于日本、朝鲜者，有的较在本土更多。近来研究日本文化的学者，大都注意到日本学者对于近代文化上的贡献和创获，而对于保存着中国史料的日本原料书（Source books）则很少注意。但我想这些书籍在中国文化史上——特别是关于唐宋的风俗史和艺术史上——是很重要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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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2008-9-15 15:1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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