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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所有的法律禁令，在元宵放夜时暂时失效。尽管法律上并无明文具体保障百姓享有元夕弛禁的权利，不过“金吾弛禁”的传统由来已久，官府与人民之间有着一定的默契。例如《大清律例》明文规定“城市乡村如有当街搭台悬灯、唱演夜戏者，将为首之人照违制律杖一百、枷号一个月；不行查拏之地方保甲，照不应重律杖八十；不实力奉行之文武各官交部议处；若乡保人等有借端勒索者，照索诈例治罪。”[19] 但在元宵节的假期里，城市乡村，何处不悬灯唱演夜戏？再如京城为预防灾害，在平常严禁点放爆竹，不仅一般百姓不准任意点放，就连“大臣院内点放者，亦着一并严禁。”唯一的例外当然是年节期间点放花爆的习俗，官方也不得不承认，因为“由来已久”，只得“仍听其便。”[20]
更何况从官方的立场而言，元宵庆典的安排，无疑具有展现国家承平气象的意义；既总结过去一年来的富庶丰饶，复预约未来一年的康泰昌隆。因此朝廷本身便有各式应节的庆典安排，不惟“点灯”，而且“放火”──施放烟火。明代宫中于元宵时节便布置大型的鳌山灯火，此乃“禁中年例，亦清朝乐事”。当然，即使是宫中重地，也难免因点灯意外而酿成祝融之灾，例如永乐十三年（1415）便因鳌山火发，焚死多人，正德九年（1514）又因火药不慎引发鳌山大火，从干清宫一直延烧到坤宁宫，当时明武宗“回顾火焰烛天”，竟还戏谓左右说：“好一棚大烟火！”[21]不过宫禁中鳌山“点灯”的意外，并未阻止皇室继续“放火”以展现“与臣民同乐太平”的决心。1608年访问南京的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在礼部尚书王忠铭的力邀下，赴尚书府度过他在中国的第一个元宵节，对“精彩的烟火施放和精巧的灯笼展示”赞叹不已。[22]而王忠铭之所以力邀利玛窦参观元宵节庆的排场与热闹，显然正是要以“非常”的炫目灯火表演，来向外宾展现“日常”中国点滴积累的富足与丰饶。
在清代紫禁城里，同样也有“安设天灯”的规矩。于上灯之夕，并需演奏“火树星桥之章”。歌词长篇累牍，无非铺排新春吉祥之意：例如开始唱的是“火树星桥，烂煌煌，灯月连宵夜如昼”，结尾则是“愿春光，年年好，三五迢迢。不夜城，灯月交，奉宸欢，暮暮朝朝，成矞成卿，万朵祥云护帝霄。”[23]当然在“点灯”之外，也不免要“放火”。清廷每年于西厂山高水长楼前招待外藩蒙古以及内外大臣欣赏“火戏”。[24] 根据赵翼（1727-1814）与清宗室礼亲王昭槤（1776-1829）两份详略互补的描述，可大致看出当时烟火庆典的表演盛况：当日申刻时分各文武大员与外国使臣先后“分翼入座”。“圃前设火树，棚外围以药栏。”待皇帝入座、赐茶完毕后，各营依次演出“角伎”之戏以及“僸佅兜离”等藩邦乐曲。结束后，皇帝“命放瓶花。火树崩湃，插入云霄”。接着“膳房大臣跪进果盒，颁赐上方，络绎不绝”。然后是“乐部演舞灯伎，鱼龙曼衍，炫曜耳目”。[25]在山高水长楼前，舞灯者有三千人列队，他们“口唱太平歌”，并各执彩灯，循环进止，依次排成“太”、“平”、“万”、“岁”等字样，最后再同时合成“太平万岁”四字。[26]舞蹈表演完后，便开始施放烟火的重头戏，只见“火绳纷绕，砉如飞电，俄闻万爆齐作，轰雷震天，逾刻乃已。”等到皇帝起驾回宫，而诸大臣使节也随后纷纷归邸，时见“皓月东升，光照如昼。车马驰骤，塞满堤陌”。[27]
在清乾隆五年（1740），陕西道监察御史仲永檀曾针对每年举办这场奢华的烟火庆典提出诤言，以为“人君一日万几，一有暇逸之心，即启怠荒之渐。”婉劝即位不久的乾隆能酌量裁减上元灯节的“灯火声乐”，以“豫养清明之体。”乾隆特别降旨响应，表示他平时宵旰忧勤，兢兢业业，不敢或忘《尚书》“不役耳目”与《诗经》“好乐无荒”的圣训，何况元宵节乃是“岁时燕赏，庆典自古有之。”并且是“外藩蒙古朝觐有不可缺之典礼。”他只不过是沿袭“旧制”，未尝有所增益。[28]从乾隆的辩解看来，元宵不仅是全民的岁时节令，同时也是国家的重要庆典，具有向中外臣民宣示“太平景象”的象征意义。
既然元宵佳节乃是普天同庆的日子，官方“放火”在上，当然得容许百姓“点灯”在下。对名门望族而言，元宵庆典悬灯演剧，同样有光耀门楣的重大意义。例如浙江诸暨县的义门陈氏，在道光七年（1827）曾立有〈元宵悬灯演剧助田碑记〉，碑文开宗明义指出：“元宵，令节也，踏灯庆赏为升平盛事。汉唐以来，沿而未改。”而该族虽名为“大宗”，于元宵节时亦依规矩张灯结彩，从元宵前夕“试灯”到十八日“落灯”，然宗祠虽“灯彩绚烂”，唯独“歌台岑寂”。族中长老颇引为憾，遂倡议捐资以踵事增华。嘉庆九年（1804）得捐田十九亩交由“祠内族长牧管”，在嘉庆十三年（1808）召开的阖族会议中，因捐田“租息不敷应用”，便议决推举一位“老成殷实者经理”，旋经“族中绅士照簿核算”，除了“输课、培埂”等各项费用外，另新置十九亩田特别交由“祠内值年者轮值，为元宵悬灯演剧之用。”碑文上并将新旧助田细号亩分土名一一罗列，“以垂永久”。[29]
当然，官方以“点灯”、“放火”所营造出升平盛世的荣景，也许不过是粉饰太平的假象。但如果真逢国家穷蹇困顿之际，恐怕也只能便宜行事，草草度过。1901年因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与光绪皇帝因而避居西安，遂以“年岁荒歉，宵旰忧劳”之由，不许民间放灯，西安的行宫中不过“以纸糊数灯于门楣”，过了十六夜后，便立即撤下。[30]这与往年慈禧在元宵节晚上仿天女散花，“取金叶屑二升临高撒之”，号称“金屑满天飞”的阔绰手笔，[31]不啻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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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2008-12-29 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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