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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清明：万物生长此时，皆清净明洁
清代末世，清明节的繁荣盛大逐渐式微。清末《燕京岁时记》云：“清明即寒食，又曰禁烟节，古人最重之，今人不为节，但儿童戴柳，祭扫坟茔而已。”许多古代的游艺习俗“自前明以来，此风久革，不复有半仙之戏矣。”
因为清明节到了清代末世已经式微为单纯的“扫墓节”，《燕京岁时记》作者显然颇有感慨，因而只得引《岁时百问》来重新强调什么叫清明节：“万物生长此时，皆清净明洁，故谓之清明。”
讲到这里我们会发现，清明节的欢乐和繁荣景象大都是在盛唐时期形成的。宋代承平，相沿成习，故有“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的太平景象。
盛世清明，是阳光的清明、春天的清明，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清明，也是大唐盛世留给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大唐盛世社会稳定、国富民强，尤其是“寒食连清明”的假日黄金周给市民留出了大量的节日时间。唐代人有充足的时间、精力和财富去享受这美妙的春天。唐代的文化娱乐事业空前发达，唐代人不仅新创、改装了一批游艺活动，更把前代的许多贵族活动推广为普通市民的大众娱乐。
直至明代，清明仍是一个充满欢乐情调的春季大节。据明代《西湖游览志馀》的描绘，每适清明,“苏堤一带，桃柳阴浓，红翠间错，走索、骠骑、飞钱、抛钹、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跃圈、斛斗、舞盘，及诸色禽虫之戏，纷然丛集。而外方优妓、歌吹、觅钱者，水陆有之，接踵承应。又有买卖赶趁，香茶细果，酒中所需。而采妆傀儡、莲船、战马、饧笙、鼗鼓、琐碎戏具，以诱悦童曹者，在在成市。是夜人家贴‘清明嫁九娘，一去不还乡’之句于楹壁间，谓如此则夏无青虫扑灯之扰。”
至清代末世，各种游艺渐次退出清明的舞台，大好春天只剩了慎终追远和借墓游春。1935年，弱势的民国政府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颇有些无奈地将清明节定为“民族扫墓节”。
彼时正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渐深重之时，为了凝聚国内的各方力量，1933年，时任国民党宣传委员会主任的邵元冲提出公祭黄陵。1935年清明节，国民党率各界民众5000余人公祭黄陵，发出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谊”的强烈呼声，并将清明节定为“民族扫墓节”。1936年，西安事变为国共两党共祭黄陵提供了可能，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特派代表林伯渠前往参加“民族扫墓典礼”。
在民族危急的紧要关头，国共两党共祭黄陵，把清明节当作一种政治仪式，借助了“黄帝”这样一个共同的神圣符号，向全国人民宣示共同抵御外族的决心，并以神圣的名义相互制约内部矛盾，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在那充满忧伤与悲愤情绪的时代，怀旧的文学家们舍弃了那些充满欢乐情调的清明诗词，单单拣出一首忧伤中挣扎的“清明时节雨纷纷”，反复咀嚼，要的恰恰是那种“欲断魂”的催情效果，通过“遥指杏花村”的朦胧意象来给予自己一点点温暖的安慰。杜牧的《清明》就这样被经典化了。
清明，一个纯粹春天的节日，正是阳气日渐升腾的日子。尽情地享受这大好春光，才是最高的天人和谐。可是，弱国无清明。面对春天，国人却只能跪在祖宗墓前哭泣，不由得我们不感叹清明之和谐、昌盛与否，实乃折射着国道之盛衰。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日渐崛起，民族危机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民众需要休养生息。当我们慎终追远的时候，我们更应催护新生。欣逢盛世，我们更有理由张开双臂享受这春天的清明。
所谓歌舞升平，只有具备了“升平”的前提，“歌舞”才成其为一种自然、和谐的人性抒发。太平盛世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人们爱玩、会玩，甚至能把纯粹的娱乐活动玩成一种精致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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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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