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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修辞、争议及学理问题是引起民族志表述危机的三大缘由。但如果从更深层次探究，它们仅仅是引起危机的表层原因及现实表现而已。究其根源，民族志表述危机的出现有着更为深刻的时代背景、认识论基础及价值诉求。
首先，在时代背景上。随着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以往那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志书写方式，不但受到第三世界人们的反对，也引起了西方人类学家自身的反省。格尔茨说出了“西方道德和智力自信的动摇”(15)的话语，而萨义德在《东方学》中也直言不讳地指出科学民族志的书写目的：“它的意图在于理解和在某些例子中控制、操纵，甚至吞并与西方不同的世界。它的discourse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不是直接的，但它在与不同的权力的交换之中存在。作为一种政治知识文化，它的存在与西方的关系比它与东方的关系更大。”(16)因此，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潮流下的多元话语主体影响民族志书写的方式和价值诉求的变革。
其次，在认识论基础上。民族志书写本身就是一个实践和认识活动，其间主体与客体、写作与事实、田野与写作、历史与现实等各种关系交织在一起。而对这些关系本身的梳理，历来就是整个人类认识过程中不能缺少的一环。以往的民族志认识也许过于片面或者简单，如今只是需要在全面把握事实的基础上，更为客观真实地反映“他者”而已。这本身就是人类学认识道路上必不可少的一环，但正如格尔茨所说的，有些人类学者过于矫枉过正了。“认识论疑病症”(17)妨碍了人类学者从事更好的民族志写作，甚至出现了“现代认识论的观念于是便转向了对主体表征的澄清和判断”(18)的过激倾向，拉比诺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也许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深刻的西方思想史渊源，而这种渊源就是西方思想史上根深蒂固的怀疑主义传统。(19)
再次，在民族志的价值诉求上。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人类学界理所当然地应该对“为什么要写民族志、怎么去写民族志及民族志写作的意义何在”等相关问题得到新的认识。因此，建立在新时代基础上的民族志书写价值也得到了人类学家们广泛的关注。作品本身应该为现时代服务，只有这样的作品才会有生命力和活力。可以说，价值诉求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了这场民族志书写危机的出现。当然，除此之外，也不排除一些人类学家为了哗众取宠，故意夸大和以非常规方式撰写民族志，进而引发民族志危机现象出现的情形。无独有偶，后现代下的“没中心”“无根基”“流浪生活”等理论倾向也是促成民族志写作方式多样化的理由之一。
通过对于上述民族志危机表象和危机出现缘由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民族志危机的本质来。因为无论是民族志危机表象、还是民族志危机出现的缘由，其背后都存在一个如何去表述异文化、彰显人类学特有功能的问题。基于此，笔者认为民族志危机实质上就是来自文化描述和文化批评上的危机，也就是民族志在达致求真至善上出现的危机。因此，只要这两个问题得以解决，民族志书写危机也就随之会消除，因为文化描述本身就是一个求真的历程，文化批评本身就是一个求善的过程。真善之间，民族志就能做到和谐之美。那么，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民族志的求真至善?“只有通过提高传统人类学的异文化的描述功能，我们才能提高人类学的本文化批评功能。”(20)因此，把描述和批评、学理和实践、实验和创新结合于一体的实验民族志，或许就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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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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