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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以上对于唐人的年节做了较为细致的梳理，除夕和元旦习俗中各种象征物的使用，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唐人年节仪式是典型的通过仪式，通过对它们的实践和操作，人们得以去旧迎新、驱凶纳吉，顺利地从旧年进入新年。
然而本文并不止于阐述那些规范化的年节仪式或年节习俗，更希望表明在既定的习俗规范中人们是如何运用这些习俗规则来“过”自己的节日生活的。文章的题目之所以没用“唐代的年节”，而是选用了“唐人的年节”，原因亦在于此。在笔者看来，毫无疑问，习俗确实为人们如何过年提供了一种规范一种模式，而且因为我们生来就生活在这种规范之中，这种规范就渐渐内化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受这种规范的制约。当然，民俗规范不仅仅是约束性的，同时也是指导性的，它不仅规定了人们应该或必须如何行动，并且提供了一套方便的行动准则从而让处于危机状态中的人们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做，进而顺利度过危机，让生活变得井井有条。民俗规范的有效性也使得人们愿意循民俗规范而行事。但是如果因为上述原因就以为人们就必然在那个特定的时段以那样的规范和模式来度过，就未免太大胆了些。
马克斯·韦伯曾把人的行动分为目的理性式、价值理性式、情感式和传统式等四种类型，并明确指出：“行动，特别是社会行动，很少会只指向上述讨论中的单一方式。同样的，行动的这些指向也绝不是穷尽所有方式的分类，它们仅仅是为了社会学的目的所创造出来的概念上的纯粹类型。实际的行动或多或少地接近于这些类型，或者更常见的是行动中混杂着来自不同类型的要素。”[79]这种见解相当深刻，而且也确实有利地我们更客观地看待俗民和民俗规范的关系。笔者以为，在我们所研究的唐代社会，年节习俗规范——先于不同时空、社会阶层、具有不同人生经历的俗民个体而存在的年节习俗规范，更多的是为个体提供了一个如何过年的可以方便利用的模式，而是否利用，利用多少，又如何利用则要取决于具有能动性的俗民个体。事实上，唐代俗民个体的过年行动中确实如韦伯所说，“混杂着来自不同类型的要素”。也正是因此，本文才得以在唐代社会中那些具有模式化的各种年节习俗规范下，发现了不同的俗民个体富有特色的过节方式和人生感悟，发现了同一个节日中不同人不同的节日生活，也发现了人们不仅可以利用节日驱邪纳福、娱乐休闲，也可以利用节日来达成自己的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关于利用节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的典型事例，前面提到的崔胤、孙德昭等的“返正之谋”自然算得上一个。而关于俗民如何利用节日达成自己的经济目的，罗隐曾经颇有感慨的市傩是个很好的例子。
傩之为名，著于时令矣。自宫禁至於下俚，皆得以逐灾邪而驱疫疠。故都会恶少年，则以是时鸟兽其形容，皮革其面目，丐乞於市肆间，乃有以金帛应之者。吁！是虽假鸟兽以为名，其固为人矣。复安有为人者则不得人之金帛，为鸟兽者则可以得人之金帛乎？岂以鸟兽无知，而假之则不愧也，以人则识廉耻，而取之则愧焉。呜乎！[80]
驱傩本来是驱疫疠的活动，或者说人们之所以举行驱傩仪式，目的在于逐除邪恶，在罗隐看来也应该是这样的。可是偏偏有些人利用了驱傩中“鸟兽其形容，皮革其面目”的形式来赚取钱财，对此，罗隐十分看不惯，所以撰文抒发自己的感慨。这段文字引发思考的地方很多，比如“恶少年”们那副打扮的动机和罗隐的推想一样吗？市肆间的人们又为什么“以金帛应之”？是自愿应之还是被迫应之？又是谁为始作俑者，想出了这样赚钱的主意？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姑且放置一边，只须注意在传统的年节活动中也有目的理性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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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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