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注释：
[1] 颜玉强：《前言》，［澳］莫理循《中国风情》，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
[2] 英文原名An Australian in China: 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Quiet Journey Across China to Burma
[3]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2页。
[4] 日本“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1914年编印了《蕃族调查报告书》，1922年编印了《台湾蕃族惯习研究》。
[5] 参见《华西边疆研究所缘起》，《中国边疆》第一卷第2期，1942年。
[6] ［俄］史禄国：《作者序言》，《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吴有刚、赵复兴、孟克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7] ［美］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夫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胡鸿保、周燕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4页。
[8]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文集》第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6页。
[9] 丁文江在《漫游散记》中把这次旅行所得分为五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云南的土著人种》发在《独立》第34、35期，第三部分《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发在《独立》第36、42、46期。
[10] 转引自张紫晨：《中国民俗学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731页。
[11] 董作宾：《福建畲民考略》，《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2期，1927年11月8日。
[12] 以上资料参见《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中山大学1929年1月出版，第5~7页。
[13] 钟敬文：《惠阳輋仔山苗民的调查》，《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6期，1927年 12月6日。文章写于1926年3月15日。
[14] 分别见《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中山大学1930年1月出版，第59页；钟敬文《中国民间文学讲演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8页。前者称会议议决“容肇祖钟敬文两先生前往接洽”，后者说“我就和中大同事陈锡襄几位先生去访问过他们”，本文以前者为计划，后者为现实，取后一说。
[15] 莫辉熊：《连阳瑶民状况的概要》，《民俗》周刊第6期，1928年4月25日。
[16] 陈锡襄：《瑶民访问记》，《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5、36期合刊“西南民族研究专号”，1928年7月4日。
[17] 容肇祖：《韶州调查日记》，《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9期，1928年7月25日。
[18] 《所务实录》，《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58页。
[19] 《本所大事记》，《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第26页。目前尚无材料说明该项计划是否得到落实。
[20] 《编者的话》，《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46、47期合刊“瑶山调查专号”，1928年9月19日。
[21] 《编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5、36期合刊“西南民族研究专号”。
[22] 辛树帜，1894年8月8日出生在湖南省临澧县东乡辛家嘴一个贫民家庭。9岁入私塾启蒙，1910年进常德师范学校，1915年秋21岁时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前身）生物系。毕业后为了筹措出国留学资金，他不辞辛苦，曾在长沙多所中学任教。1924年赴欧留学。先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生物学。一年后，又转入德国柏林大学。1927年冬，辛树帜突然接到中山大学戴季陶、朱家骅发来的电报，约他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寄给他2000元作路费。但他不想从政，加上他的指导教授笛尔斯曾告诉他，“中国的广西瑶山地区，在动植物分类学上，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他一心想到瑶山作一认真的考察，填补动植物分类学上的这一空白。因此在回国后，他再三向戴、朱两人说明自己的想法，最后被中山大学聘为生物系教授兼主任。离开中大以后，先后担任国立编译馆馆长，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中央大学教授兼主任导师，兰州大学校长等职。1949年后任西北农学院院长，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被誉为中国现代科学开发大西北的先驱人物。
[23] 辛树帜在1928年6月22日写给傅斯年的长信中曾说“兄前在柏林时，曾语弟谓有一种罗马字母，可拼汉字，此时（按，即瑶山调查时）即可应用。”（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42期，1928年8月15日）
[24] 顾颉刚日记，1927年10月19日（1973年7月之补叙）。
[25] 顾颉刚：《序》，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小丛书，1929年。又载《民俗》周刊第64期，1929年6月12日。
[26] 逸之：《湖南民间文学的一瞥》，《民俗》周刊第40期，1928年12月26日。
[27] 姚逸之：《自序》，《湖南唱本提要》。又载《民俗》周刊第64期。
[28] 《民俗》周刊第29、30期合刊曾发表辛树帜《临澧童歌》。
[29] 何观洲：《湖南安化歌谣》，《民俗》周刊第110期，1930年4月30日。
[31] 容肇祖：《序》，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又载《民俗》周刊第66期，1929年6月26日。
[32] 辛树帜1927年11月5日致傅斯年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6期，1928年2月14日，第111页。
[34] 辛树帜5月30日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入瑶山已经7日”，可知入山时间为5月24日。
[35] 顾颉刚：《跋》，《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46、47期合刊“瑶山调查专号”。
[36] 辛树帜1928年5月30日致傅斯年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5、36期合刊“西南民族研究专号”，第110~111页。
[37] 转引任国荣《瑶山两月视察记》，《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46、47期合刊“瑶山调查专号”。
[39] 辛树帜6月7日致傅斯年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5、36期合刊“西南民族研究专号”，第112页。
[40] 如信中提到：“粮瑶之服饰等，当嘱石君摄影奉上，至服饰中比较特别之数种，已设法购得，由任君带来，即以敬赠贵系，以供参考。”
[41] 辛树帜1928年6月22日致傅斯年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42期，1928年8月15日，第17页。
[42] 辛树帜1928年6月某日致傅斯年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42期，第24页。
[45] 参见顾颉刚日记，1928年9月12日至12月1日。
[46] 《理科生物系第一次广东北江瑶山采集日程》，《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0年12月4日。
[47] 庞新民：《自序》，《两广瑶山调查》，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该书收录于娄子匡编印的《北京大学民俗丛书》。
[48] 1934年，中华书局将庞新民两篇“杂记”合为单行本，以《两广瑶山调查》为题出版。
[49] 《人类学教授史禄国博士抵校》，《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28年5月15日第1版。
[50] 傅斯年：《文科告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28年5月19日第1版。
[51] 逯耀东：《胡适与当代史学家》，（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232页。
[52] 参见［美］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胡鸿保、周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53]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第27页，《大事记》记1928年7月7日：“派容肇祖教授北路考察古物并函北区善后公署妥为保护。派人类学教授史禄国及其夫人，助理员杨成志及工人一名，赴云南调查罗罗，并函法领事请发护照。”
[56] 《加派容教授往滇调查罗罗人种生活》，《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28年7月7日第2版。
[58] 《本所大事记》，《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第27页。
[59] 《学术界消息》，《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7期，第36页。
[61] 杨成志抄录的《槟榔的传说》后来发表在《民俗》周刊第23、24期合刊，1928年9月5日。
[62] 以上内容详见《安南通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44、45期合刊，1928年9月5日。
[63] 容肇祖说史禄国的主要任务是“调查少数民族的头骨”， 参见容肇祖：《我的家世与幼年》，中山大学《民俗学刊》第一辑，澳门出版社2001年11月。
[64] 杨成志1928年8月22日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76期，1929年4月10日。
[65] 顾定国称是杨成志这么对他说的。参见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第67页。
[66] 杨成志1928年11月15日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66期，1929年1月30日。
[68] 参见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第115页。未详原始资料出处。
[70] 顾颉刚日记，1928年9月17日、10月29日、10月30日。
[73] 这些书信大多刊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部分刊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和《民俗》周刊。由于内容琐碎，除直接引文外，其它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74] 杨成志1928年9月28日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65期，1929年1月23日，第33页。
[75] 杨成志在1928年10月10日信中说，“保头是一个酋长，他的权力支配一切……一个保头常管辖哇子或百余家，或数百家，与别个保头是各自为政的。且无论何人都不能独立，必投一个保头以讨生活，否则一定被人欺侮或掳杀的”。外国人称这里为独立罗罗（Indpendent lollo），并称其社会组织是“封建制度”，杨成志却认为还在“部落时代”。
[76] 龙云也是罗罗人，即今彝族，所以凉山罗罗都认之为亲戚。
[77] 杨成志1928年10月20日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65期。
[78] 杨成志1928年11月6日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65期。
[79] 杨成志1929年3月26日信1，《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78、79页。
[80] 杨成志1929年3月26日信2，《民俗》周刊第57、58、59期合刊，1929年5月8日。
[82] 杨成志1928年12月26日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70期，1929年2月27日。
[83] 当时罗罗人与汉人矛盾很深，白毛先生担心受到汉人迫害。
[86] 杨成志1928年12月26日信。后来在1929年3月26日的信中，杨成志说当天接到一封吴北明的来函，知道《民俗》出了很多专号，希望编辑部将语史所的两种周刊寄几十份到云南商务印书馆，以便分送。
[87] 余永梁大约在1928至1929年间病故，具体时间不详。
[88] 按今天的尺寸，这本书足有6立方米大。即使尺改为寸，7寸厚的书也难以装订成册，以尺而论更无可能，不知是计量标准不同，还是杨先生的笔误。
[89] 杨成志12月28日信，《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70期。
[92] 杨成志1929年5月10日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84页。
[94] 杨成志1929年6月19日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90、91页。
[96] 杨成志1929年9月1日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97页。
[97] 杨成志1929年9月8日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99、100页。
[99]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第117页。
(本文原载于《文化遗产》2008年第3期)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7 |
文章来源：作者提供
【本文责编：思玮】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