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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南民族调查的向往者
1911年夏，在英国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的丁文江先生在结束七年留学生活回国的时候，曾取道云南、贵州、湖南转汉口，“他在贵州黄果树等地，看到许多奇装异服的女人，引起了他注意到贵州的土著民族，仲家子、青苗、花苗等。”[8]1914年，丁作西南地质矿产调查的时候，对于云南和四川会理的少数民族进行了风俗调查和体质人类学测量，先后在《独立》杂志上发表了《云南的土著人种》和《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等文章，主要记录了他测量粟苏、青苗、罗婺、罗倮四族人的结果。[9]但他毕竟是个学动物学的，这种调查主要还是集中在人体测量，而且由于人类学调查的准备不够充分，连测量工具都是临时制作的。
1922年，北大《歌谣》创刊以后，从56号起推出“婚姻专号”，其中57号刊载了广西柳州刘策奇的《瑶人的婚姻》，这是《歌谣》周刊最早反映少数民族风俗的文章（该文写于1924年4月11日），严格说来，这还不能算作是田野作业的成果，只不过是把自己家乡瑶人的风俗作些介绍。《歌谣》文章多偏于语言文学，风俗作品本已不多，涉及少数民族风俗的内容更加只是一些文章中的零散片断。
1923年5月，北大风俗调查会成立，该会议决的调查方法中有一条是“实地调查，我国幅员辽阔，而调查者尤当以其人之生长地为标准。”这一做法固然是方便了调查的开展，但也降低了田野作业的科学性和专业性，以当时调查者的田野作业素质而言，其结果很容易就会掺杂调查者的想象和回忆。风俗调查会制定了比较严格的《风俗调查表》，表中“旨趣”第四云：“对于满、蒙、回、藏、朝鲜、日本及南洋诸民族的风俗，如有确知真相，愿意供给材料者，尤为特别欢迎。”[10]可见当时的学者已经有了少数民族风俗调查的愿望，只是限于经费和条件，一时无法大面积铺开。
1926年，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并设有社会调查（礼俗方言）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2、3期（1927年）曾发布启事征集有关苗族、瑶族的生活状况等风俗资料，以及福建各民族的族谱资料等，虽然未有丰硕成果，但总是表达了学界对于少数民族风俗资料的渴求。《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二期有董作宾一篇《福建畲民考略》，显然是福建时期的调查成果，可惜只是“披览所及，凡闽中地志笔记，有关畲民之记载，辄撮要录之。”[11]是民俗调查，但非田野作业。
厦大国学院关闭，顾颉刚、史禄国等人均转往中山大学。傅斯年、顾颉刚早有民族调查的计划。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7年的研究生招生计划中，专门提到要“集合校内教授导师及校外参加人”进行“广东及邻省之民俗及人类学材料征集（创设人类学馆）”；1928年的招生计划进一步明确是“珠江流域各省之民族，及人类学研究，并创设民族民俗学馆。”而且计划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进行“民族学旅行”。[12]
由于经费不能落实，事实上该所直到1932年才开始招生，创设人类学馆的计划自然告吹，但与中央研究院的合作却因为史禄国的到来而如愿展开，也即后来杨成志等人的西南民俗调查。
顾颉刚不是那种会坐等经费到来的人，在创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之初，他就已经开始组织从史书中挖掘资料，打算先出一期《西南民族研究专号》，作为前期成果。钟敬文首先把自己一年多以前写的一篇《惠阳輋仔山苗民的调查》拿出来，文章从“輋仔山地址及苗民人数、苗民生活、苗民身体及性情、苗民风俗文化及其它”四个方面来展开，具体内容虽然不够科学，但试图以当时社会学人类学的调查格式来结构文章则是无疑。钟敬文很实在的在文末作了这样的说明：
这篇小文，大部分的材料，是一个姓黄的朋友供给我的。他曾亲到过那里一回，又常和到那里去的习熟，所以知道得颇详细，虽然他自己谦说这些材料，恐或有靠不住的地方，并且太过于简略了，我曾请他托过一位住在輋仔山附近地方的朋友，替我去细密地调查一下。此刻，他的材料尚未写好交来，我却恐怕自己过此以后再没有作这工作的机缘，所以就不及等候的，把这文草了出来。[13]
这种调查的方式和态度都不可取，但写作上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难能可贵，再说文章写作本身的目的就是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大家对于少数民族风俗调查的兴趣和重视。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有限的几位工作人员，一无经费二无人工，对田野作业只能是心向往之，没法认真落实，只好零零碎碎地做些“准田野作业”的工作。
1928年3月底，广东省国民党开第三次党员会议，连山代表团带来一批瑶民，专事民族舞蹈以助兴，容肇祖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方便民族调查的机会，提出访问计划，于是钟敬文、陈锡襄等人就“前往接洽，请其来校跳舞，并即查问其风俗习惯，以供研究”。[14]调查结果由莫辉熊写成《连阳瑶民状况的概要》，[15]内容非常简略。调查过程则由陈锡襄写成《瑶民访问记》。[16]又如，1928年6月，暑假临近，课时稍微松动，容肇祖在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事务会议上提议往韶关北江一带调查少数民族和风俗古物，会议决定由容肇祖与商承祚两人前往，结果正赶上剿匪，两人在韶关呆了几天，只去了一下瑶山黄茶坑，到一两户瑶人家庭略略看了看，拍了几张照片，很快就回到了广州。其间经过和收获，后来由容肇祖写成了《韶州调查日记》。[17]
1928年3月26日，民俗学会就计划“制就各种调查表，预备实地调查。”[18]但是久无下文，于是6月28日的语史所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再次议决“由本所印就《西南民族调查表》，分发本校学生就地调查。”[19]好象还是没有下文。
顾颉刚喜欢利用专号这种形式造声势，《西南民族研究专号》1928年夏天如期出刊，但该刊大部分文章只是“概况”、“述略”、“记游”、“略考”、“杂谈”，以及陈锡襄这种“访问记”一类，多是道听途说，或是故纸堆里的工作。这是当时流行的历史研究的方式，显示了一定的文献操作的实力，但从田野调查的角度来说，几乎没有任何突破。
这期精心策划的专刊不仅没有得到学界的赞扬，反倒招致不少的批评，丁文江就曾在写给该刊编辑的信中批评这些文章“大抵出于编译，错误极多，例如贵州之仲家实与僮人言语相同，与苗无关，……专号中所言皆非科学的也。”[20]其实有些错误是文献本身的不可靠，不是编译者的错，但没有田野调查的取证，总是无法为自己开脱。余永梁自己也在“编后”中说：
这专号我们不很满意，因为也是整理纸上材料多，实地考察的少；我们要解决西南各种人是否一个种族？纸上所给予我们的似乎可以说是一个种族，然而是朦胧的。蛋民究竟是不是粤原有土著民族？黎民是否与南洋人有种族的关系？这要做人体测量，与实地调查或可望解决。各民族的文化，语言，风俗，宗教，与分布情形，除了调查，没有更好的方法。……这专号只算是研究的发端，我们将要尽力去研究调查来出第二第三以至于若干次专号。这才是中国语言历史的一种新建设啊！[21]
打破这种沉闷局面的不是语史所的同仁，而是一位对人文科学抱有同样浓厚兴趣的生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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