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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禄国及其西南民族调查小组
1928年初，中大有意聘请原任教于厦门大学的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S.M.Shirokogoroff）教授，《国立中山大学日报》于4月30日刊出学校与史禄国的合同内容，史禄国每月工资400元，中山大学和“大学院”各负责200元。
史禄国曾于1928年4月到穗几天，后于5月12日正式到校，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派事务员杨成志前往迎接[49]。一星期之后，5月19日，傅斯年宣布“本校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正计划下学期赴广西各省为人类学之调查”[50]。从时间上来看，这一计划应与史禄国的到来有很大关系。
其时傅斯年、顾颉刚受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托，正在广州筹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该研究所人员几乎就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全班人马，两所关系被称作是“同胞之姊妹”。两个单位各有一定经费，“在（1928年）10月22日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备处，设在中山大学校区之内，与该校新成立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在设备、人员甚至经费方面都很难划清。”[51]
这里有必要先对中央研究院以及该院的民族调查计划作一交待。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议设中央研究院，并确定为全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该院以蔡元培为院长。蔡曾在德国专攻民族学，他的《说民族学》被认为是中国人第一次用自己的语言探讨自己的民族学问题，中央研究院内设民族学组，蔡元培亲自兼任组长，他也因而被后来的民族学者称作“民族学之父”。[52]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还在筹备时就已计划在几年之内先后对西南各省的苗族、瑶族进行调查，并着手筹设民族学博物馆，但一时无法有效展开工作。1928年，蔡又决定与中山大学合作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地点设在广州柏园，该所第七组是“人类学及民物学组”，开始工作时没有聘到组长，史禄国负责研究工作，辛树帜、容肇祖负责搜集各种民物标本，由于该所地处南国，得地利之便，顺理成章就做了西南民族之学院调查的首发者。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的这个调查项目，初定人员是史禄国夫妇和杨成志[53]。后因容肇祖、商承祚在北路韶州的“调查瑶民考求古物”活动提前于6月29日结束[54]，于是，7月7日，《国立中山大学日报》有《加派容教授往滇调查罗罗[55]人种生活》的消息：“本校人种学教授，史禄国君，及其夫人，带同助理员杨成志及工人，前往云南省，调查罗罗人种生活，状况，由粤出发，路经安南，请交涉署转请法领事发给护照，经志前报：兹加派容肇祖教授，会同前往，再函交涉署并案给照，及函请政治分会，令行云南省政府，接待各员，并饬属加意保护云。”[56]
7月10日，由中央研究院作东，傅斯年、顾颉刚、邝嵩龄、杜定友、罗常培5人在广州南园酒家为赴滇调查的史禄国夫妇、容肇祖、杨成志4人饯行[57]。
7月12日，赴滇调查人员出发[58]。拟“从广州起程附轮直抵安南海防，再从彼处搭火车至云南省会昆明，然后向罗罗山地考察。调查时间拟在云南驻足三个月，下学期开学时乃回来本校。”[59]
事实上他们于1928年7月13日到香港，15日下午4时到达越南海防[60]，16日大早，热带风暴跟着杀到，7月17日他们转乘汽车抵达河内，河内通往昆明的铁路被这番大水冲坏，容肇祖曾打算雇电船由水路通老街，未能成功，一班人只能焦急地等待。
史氏夫妇住在Hotel de Metropale，容肇祖和杨成志则住在同利旅馆。容、杨两人不想浪费时间，于是天天在法国远东大学图书馆等处抄写各色稀见汉学资料，偶尔收集一些“槟榔传说”之类，[61]杨成志形容是“朝到图书馆，暮回同利来”[62]。史氏夫妇活动不详，容、杨两人的信中似乎都不大愿意提及。
这样一直等到7月29日才有车北上，大约在3、4天后抵达昆明，他们第一时间找到了云南省主席龙云，龙云热情接待了他们，但认为少数民族地区过于危险，要随军队前往才能保障安全，因此不能马上成行。
容、杨两人的调查目的与方式都与史氏夫妇有着大的差别，前者的兴趣在于民俗学或是文化人类学的调研，而后者则侧重在体格人类学的测试[63]。史禄国是这次调查的负责人，容、杨两人的工作不得不屈从于史的安排，彼此矛盾不小，以致杨成志称之为“蚁务”，又说“我的时间因史禄国先生测验学生及犯人，大半为消磨去。”[64]
当时的西南彝族（罗罗）在汉人的口中几乎可作野蛮的代名词，他们的“奴隶社会及其原始状况似乎令史禄国感到恐惧”[65]，所以“史夫妇又以长途危险，裹足不前。”[66]
容肇祖颇有意于做一些有意义的风俗调查，可惜只几年前与顾颉刚的妙峰山调查成绩可观，后来的调查没有一次是达到过预期目的的。这次西南之行是容肇祖最沮丧的一次，时间一再被耽误，转眼临近9月，中大马上就要开学，三人之中只容肇祖有课，他不得不中止调查赶回广州，只为中央研究院购得几种《云南省通志》和一些地方书籍。[67]
据说容肇祖带回的民俗物品共有100多件，包括一些书籍和拓本，其中一部分是在越南购得的。[68]容于9月4日回到广州，9月6日向顾颉刚汇报了两个月的游滇经历，并说了史禄国的一些“不可靠”事[69]。9月17日，汪敬熙到顾家来，也说“史禄国在云南，不调查而打扑克”事。
因杨成志主动要求深入川边，史禄国分了600多元经费给他，随即打道回穗。
10月29日，学校有关部门专门“为质问史禄国事，在校开会”，汪敬熙态度激烈，定要学校辞退史禄国，顾颉刚评论说：“孟真极袒史禄国，此感情用事也，缉斋（汪敬熙）必欲去之，亦成见。予极畏事，而今乃不得不为调人”[70]。最终史禄国虽被保留教职，但自此被中大教授排除在了主流学术圈外，各学术场合不再有史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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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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