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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提出的是，祭祀仪式的语境是有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成吉思汗祭祀仪式中达尔扈特，即祭祀的主持人，与前来祭祀的民众构成了互动的关系。在仪式中，往往是前来祭祀的男人手托哈达高举供品在祭桌前跪拜，并把写上家人名字的纸条交给领祭人，领祭人把祭品放在供桌上，用蒙古语高诵祭祀词，并且念出祭祀人的名字。旁边的达尔扈特接过贡品，高高举起酥油灯，祭拜的人双手高举，手心向上，领祭人祭辞的大意是：发扬智慧，逃避鬼祟，强固生命，远离污秽，扩大福气。这时喇嘛的鼓乐声、长号声、达尔扈特的祝颂词与祭祀者的动作交织在一起。这些清晰可感的象征符号组成了仪式结构的基本元素。
第二个层次：即达尔扈特代表祭祀者与神(成吉思汗)在沟通。达尔扈特平时的身份只是守陵人，但是在祭祀仪式上，他们的身份有所改变，承担了既代表神，又代表人的双重身份，这时神圣与世俗达到了沟通。信仰在表现中表达了生活，而仪式则组织了生活。达尔扈特高举酥油灯的祝颂和祭祀者的跪拜都是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口头的和行为的民间叙事只是把信仰向外传达出来的符号系统，成吉思汗祭祀仪式的语境建构了一个神圣的世界，这个神圣的世界是超自然的、虚拟的、想象的，通过符号系统把对成吉思汗的信仰周期性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
第三个层次：成吉思汗祭祀仪式构建了一个神圣的虚拟世界，但是仪式行为者的情感与心态却是真实的。“他们在表演‘理想世界’的同时，也将自己融入这个理想世界的‘真实’感受之中”。通过仪式的“阈限”，“阈限人”回到日常的世俗世界之中，而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并非是隔离的，两者共同组成了人的生活世界。
四、结语
我们研究的是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成吉思汗祭祀，通过祭祀仪式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蒙古族传统的成吉思汗祭祀的传承，通过这个公共仪式的公开表述，表达对自己民族祖先的认同和民族英雄的归属和认同，从而确认自己的族群文化边界。虽然成吉思汗陵已经成为国家的旅游点，但是成吉思汗的祭祀仪式的传承表现了蒙古族共享的历史、共享的文化，即韦伯所谓的“共同记忆”。这种共同记忆通过仪式的表述不断加以确认。
2．对成吉思汗的敬仰和崇拜是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核心，成吉思汗的祭祀由黄金家族的祭祀演变成了封建国家的祭典，在抗日战争中发展为民族国家的标识。成吉思汗陵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语境下成为一个供全世界参观的旅游点，除了显示其凝聚族群认同及维系族群边界中的重要功能外，还表现在祭祀仪式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在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中，国家权力对传统的本土性资源进行利用，而利用的途径就是使用本土的象征模式。在此我们看到，“仪式绝不仅仅专属于传统的，前现代的社会，现代政治生活和权利的运用同样离不开仪式。由此一点我们看到国家与社会的划分界线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模糊，统治意识形态与地方性知识的边界也不再清晰”。
3．由于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等社会基础的变迁，游牧文化的核心价值符号——成吉思汗的祭祀发生了很大的变迁。针对全球化时代文化提倡多元化和大交流的现实，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向何处去?我们应该考虑“文化自觉”，“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具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文化自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与自身文化的关系”。笔者以为，应以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为指导思想，在现代化的开放、包容、交流的语境下确立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位置。
(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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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研究》2008年第6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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