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二、民族国家时期的新建构
成吉思汗灵寝的象征物八白室一直由世世代代居住在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的守陵人呵护。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期，为了保护成吉思汗的灵寝，曾经由伊克昭盟的上层蒙古族人士沙王提出迁移到更为安全的地方。档案中保存了当时的国民政府拟订的《尊拟成吉思汗陵寝迁移办法》，其中对迁移的地点、路线、起程致祭、护送、沿途迎祭、安陵、护陵及经费等都作了较为详细的安排，并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发出训令。这说明成吉思汗的祭祀文化不仅仅是属于一个民族的深刻历史记忆，还得到了民族国家的认同，国民党陕西省执委会李贻燕曾写了《中华民族英雄成吉思汗》一文。在成吉思汗的灵寝经过延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政府也郑重撰写了祭文。在这里，成吉思汗的祭祀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标识”之一。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国家成其为国家不是自然的，而是通过文化、心理的认同构成的，而这种认同又是通过符号和仪式的运作造成的”。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个巧妙的转换：成吉思汗已经从“蒙古族的上帝”、“蒙古族的祖先”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由尊崇成吉思汗而形成的祭祀文化不仅仅为诞生他的那个民族，而且为“他者”(他民族)所认可，成吉思汗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代表了整个中华各民族。一方面，民族国家在认同和重新评估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有着八百年祭祀传统的蒙古民族，在祭祀空间和祭祀仪式必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传承着对自己民族英雄的认同。
人类学、民俗学的学术视野要超越乡土社会小传统的局限，即其关注的不仅是民俗生活现象本身，而是要把民间文化置于与国家权力的互动中去观察。“就此而言，仪式作为象征性的行为与活动，不仅是表达性的，而且是建构性的”。如今，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成吉思汗的祭祀文化是重新组合、重新建构的图景：
陵宫各殿和两廊内墙上均有描绘成吉思汗毕生的功勋和当时蒙古族的社会情况、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等内容的壁画。陵园东侧平台上展放着成吉思汗时期的遗物——木制双轮巨车、铸铁锅、铁制战车轮等。游客可以在陵园里穿上古今各种款式的蒙古袍，骑马乘驼，坐勒勒车。这些场景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成吉思汗陵的旅游广告片断。2001年这里被国家旅游局评为AAAA级旅游区，成吉思汗的祭祀文化成为旅游业的“文化资本”和“知识资本”。对此，笔者访谈了守护成吉思汗陵的达尔扈特。
访谈1：旅游人多了，表示汉族也尊敬成吉思汗，我们的祖先受到大家的尊敬，这是好事。过去只是我们蒙古族的事，现在是大家的事。
访谈2：一般旅游的人文化层次高，有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还有在大祭的时候抢第一烛香的，这几年，人越来越多。电视台的也来，各地电视台都来，不光是内蒙古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成吉思汗的祭祀文化的产生和传承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渊源，成吉思汗祭祀文化是属于特定的民众群体，属于特定族群的“自我”。但是无论是从内部分析还是从外部分析，传统的牧业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蒙古族从事农业的区域，成吉思汗信仰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谓特定的民众群体中的“民众”正急速地分化。另一方面，一定的民众群体为全民所代替，一定群体的文化在全民中所展示。无论如何变迁，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根源在于其民间性。从根本上说，成吉思汗祭祀文化反映着蒙古民族的民间信仰活动与民间话语。
其二，中外游客的旅游是以认知世界伟人成吉思汗为目的，这无疑可以提高草原民族的自豪感，提高民族内部的凝聚力，提高民族在社会进程中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这对于加速这个民族的历史进程是有意义的。但是大量旅游者的参观，使祭祀人达尔扈特由原来的主位变成了“客位”，他们要为旅游者服务，旅游者变为了“主位”。平时的参观犹可，特别是在举行成吉思汗祭祀仪式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角色会在意识形态上出现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至少表现在成吉思汗祭祀仪式的不同角色上：(1)成吉思汗陵的祭祀人达尔扈特；(2)前来祭祀成吉思汗陵的黄金家族的后裔；(3)前来祭祀的不属于达尔扈特的蒙古族民众；(4)前来观看祭祀仪式的旅游者。这四种不同的群体对祭祀文化的认同存在的差异性是显而易见的。对于黄金家族的后裔、达尔扈特及蒙古民众来说，这是一种不可动摇的心理传统，是其永远不会突破的“阈限”，但是对于旅游者来说，就没有这种心理传统和“阈限”。为了保持自己的草原游牧民族的祭祀文化传统，就需要不断增强自身内部管理机制和强化其民族意识。
其三，游客对成吉思汗陵旅游的兴趣，一方面可以促进成吉思汗祭祀传承机制的延续和传承能力的加强，但是另一方面，世袭传承的成吉思汗祭祀仪式的神圣性减弱而“表演”性加强。在传统的成吉思汗的祭祀中，无论是就蒙古民众来说，还是就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来说，都是来“朝圣”的，祭祀仪式上所有的操演都是神圣的，如果说有社会记忆这回事情的话，那么我们有可能在纪念仪式中找到它。纪念仪式在具有操演作用的时候，才能证明它有纪念性。但是，对于旅游者来说，这是一场“表演”。旅游者的加入，使得仪式的神圣性与神秘性减弱。
其四，新中国成立后，成吉思汗的祭祀文化得到民族国家的认同，蒙古族民众的认同以及其他族群的认同。由于旅游文化的开展，成吉思汗的祭祀文化被引导到一个特定的市场调控的体系中，成吉思汗的祭祀文化已经成为一种人文资源。在游牧文化消失的情境下，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迅速改变，但是另一方面也在重新组合，其突出改变的地方就是成吉思汗的祭祀文化成为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点。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无论是成吉思汗陵的管理机构，还是祭祀仪式的主持者以及蒙古族民众都肯定了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对中华民族的巩固、团结所产生的作用。
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变迁可以说明社会的变迁，以及国家政策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干预和民族民间传统为适应现代社会所进行的调适。但是，成吉思汗的祭祀文化存在的根基是民俗信仰，其存在着“不可交易性”的一面，在文化被当作“资源”的时候，首先应该看到其文化价值及其折射的民族精神。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2008年第6期
【本文责编：思玮】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