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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强大的国家能力和较高的行政效率。
在政策实施中，一个强大的权力中心可以赢得必要的权威，做到令行禁止；而较高的行政效率则保证国家政策得到及时贯彻。
经过百年的努力，到颁布诞日设节政策的开元十七年，唐帝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中央行政体制方面，唐代沿用并完善了始创于隋代的三省六部制，在中央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其中中书主起草诏令，门下主审议诏令，尚书是执行机构。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贯彻各项诏敕和政策，这一制度的完善表明了中央集权的加强。其次，在地方行政体制上，唐朝实行州、县两级制。唐太宗时还将全国划分为10个道，唐玄宗时又重新划分为15道，并经常派遣巡察使、按察使等官员以对地方官吏的工作进行监督、协调和控制。再次，在土地制度方面，实行国家授田的均田制度。国家不仅对一般百姓授田，也给官僚贵族授田，在均田制度坚持较好的情况下，这无疑意味着国家掌握着他们的经济命脉。最后，在军事制度方面，唐朝实行西魏北周时期形成的建立于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度。府兵制的实行，使国家能够控制强大的兵力，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唐代的府兵制贯串着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则，以‘内重外轻’作为设置折冲府的指导思想。”[32]而在客观上，也确实造成了内重外轻之势。上述诸方面都表明唐朝在玄宗统治初期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这必然有利于中央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顺利实施，关于千秋节的政策亦不例外。
此外，在唐玄宗执政初期，政府具有较高的行动效率。据俞鹿年先生的研究，隋唐五代时期，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来保证行政的高效率，其中包括对政策下达的时间进行限制以保持政令传递的高速度；对政事处理的程限进行严格规定；制定周密的上班、值班、休假制度以维持官员较高的出勤率；主要承担“勾检稽失”、“省署抄目”、“受事发辰”等职能的勾检制度的实施；对文书的整理与简化等。[33]而在玄宗即位之初，他还针对贞观以后机构过度膨胀的现象，颁布了淘汰员外官，并严格限制员外官的授予的《量减员外官诏》[34]，同时，在对正额官员的选授时又格外重视他们的才能，从而有效地遏制了机构的恶性膨胀，所谓“虽资高考深而非才实者并罢选，当时选者十不收一，由是吏曹之职复理矣。”[35]所有这些都令开元年间政府具有较高的行政效率，应该说，有关千秋节的各项政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开来的。
第三，政策实施中损益关系的合理化。
政策是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一项政策的实施往往直接关系到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损益关系。而为了政策目标的实现，就必须对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得失进行全面考虑，争取损益关系的合理化。在有关玄宗诞节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我们看到唐朝最高统治者在促使损益关系合理化方面做过一些努力。
比如过诞节时，并非只有单方面的臣民对皇帝的责任，也有皇帝对臣民的作为。政策实施过程中，每到诞节来临，群臣以及王公戚里要向皇帝的进献衣物、金镜、珍玩、瑞应[36]等并称觞上寿，普通百姓也要为皇帝祝福。与此同时，唐玄宗则设酒宴歌舞百戏以会群臣，“相与尽欢”，并加以赏赐[37]。另外，他也宴请赏赐过普通百姓，《千秋节赐父老宴饮敕》[38]可为明证。另外，据长年为唐玄宗表演斗鸡之戏的贾昌后来回忆，“诞圣于八月五日中兴之后，制为千秋节，赐天下民牛酒乐三日，命之曰酺，以为常也。”[39]千秋节时还有可以度道士女冠僧尼的规定，以满足佛教和道教宗教集团的利益要求。[40]而天宝十四载天长节，玄宗更是颁布了《天长节推恩制》，“爰因欢庆之辰，用申雷雨之泽”，给予囚徒、百姓、官员、贵族等各色人等以不同恩惠。具体办法如下：
（1） 为囚徒减刑：“其天下见禁囚徒，有犯十恶及谋杀伪造头首罪至死者，特宜免死，配流岭南远恶处，自馀一切释放。”
（2） 减百姓税赋：“圣人积不涸之泉，王者用无穷之府，支计苟足，多赋何为？天下百姓今载租庸，并宜放半。”
（3） 停来年漕运：“所运粮储本资国用，太仓今既馀羡，江淮转输艰劳，务在从宜，何必旧数？其来载水运入京宜并停。”
（4） 安置逃户：“如闻天下诸郡逃户，有田宅产业，妄被人破除，并缘欠负租庸，亲邻货卖，及其归复，无所依投，永言此流，须加安辑。应复业者，宜并给还。纵已代出租庸，不在征赔之限。”
（5） 祭祀百神，赏赐侍老：“《书》云‘咸秩群望’，《诗》曰‘怀柔百神’，永惟明征，岂忘昭报。今秋稼穑，颇胜常年，实赖灵祗，福臻稔岁。其五岳四渎所在山川，及得道升仙灵迹之处，宜委郡县长官，至秋后各令醮祭，务崇严洁，式展诚享，无广屠宰，以备牲牢。其天下侍老，宜各量赐米麦。”
（6） 令官员荐人为官：“宜令京官五品以上正员文官，三品以上正员武官，及郎中御史，各举堪任县令一人。具名申省，委有司试择奏授。其有善恶，赏罚与举主并同。”
（7）增加官员俸禄：“其在两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员，既亲于职务，可谓勤心。自今已后，每月给俸食杂用，防ト庶仆等，宜十分为率加二分，其同正员官加一分，仍永为常式。”
（8）赐物：“其南衙九品已上，并京兆府畿令等，宜共赐物二万匹。左右龙武军各赐一千匹。其唐元功臣，念言勋旧，宜异常伦。两军各赐物二千匹，馀各有差。”[41]
皇帝的赏赐与推恩是对利益关系的一种平衡和协调，同时，这也令能够从中受益的国人对于诞节多了几分期待。
再如，由于政府允许并鼓励各地在千秋节宴饮，并进奉方物珍玩，结果国内很快出现了“诸州千秋节多有聚敛，颇成縻费”的现象，导致对百姓利益的损害。这种情况下，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颁布敕文，对上述做法进行控制：“自今以后，宜听五日一会，尽其欢宴，余两日休假而已。任用当处公廨，不得别有科率”。[42]这种政策的及时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政策实施中损益关系趋于合理化，从而有利于更多广大的民众对诞节的接受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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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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