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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虽然二者展示的权威类型各不相同，但在路村的具体实践中，两种不同类型的权威却展示出相互交织与依赖。一方面，在科层制下获得行政性权威的村干部由于缺少相应的民间威望，因此往往要借助或依赖几位老人的民间权威特别是民间权威的核心人物老路以促进工作的开展，这在此次文化大院的修建中就得以明显体现。村干部与路村籍市县领导干部并不熟识也没有太大交情，但是老路有，因此申批文化大院的拨款等事项，村干部借助于老路的帮助和引介，才得以顺利进行。在调查中还了解到，村干部向上级部门申请修建村村通道路的经费，一直没有批下来，后来借助于老路的社会关系网络而获批成功。而在2009年村干部向群众收取水费时，有些群众抵制不缴，最后通过老路的威望和劝说才得以解决。另一方面，由几位老人主导的关帝庙重建活动也是获得了村干部的默许与暗地支持而得以开展的。老路告诉笔者：“很多事情还是要跟村干部商量，只要村干部支持，事情就好办得很。我们也是平民百姓，指挥不动小组，但是村干部说话，每个小组干部就听话多了。”据了解，老路等几位老人几年前就有重修村庙的想法，但由于没有得到当时村支书的支持而没有成功。此次重修村庙，村干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给予了支持。当村庙修门而没有木材时，在村干部的默许下几位老人砍伐了路村的一棵大树做了新门。事实上，一年一度的“麦货会”的筹款工作也是在村干部的幕后支持下顺利进行的，在筹款时，先由村干部将筹款事宜交待给各小组干部，如果小组干部收不上来款，则由老路出面，村干部跟在后面来向群众收款。
再次，这种混合与交织还体现在路村村民进行民间传统实践时所采取的种种主动性策略上。在王铭铭的研究中，泉州市文化局对泉州的传统文化加以挑选并以弘扬传统的面目再生产出诸如南音大会唱等充满现代意涵的文化形式，以抵抗和控制民众自己组织的“封建迷信”行为。{30}而在广大农村，正如本文所展示的，政府采用了另外一套不同的做法，即直接使用充满现代性意味的文化形式(如文化大院)以控制农民的“封建迷信”活动。面对这些控制，村民并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体现了其鲜明的“主动性”。范可以福建陈埭为例，生动地分析了陈埭回民如何利用“引进外资”的口号以及回族的民族认同，并结合国家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叙述模式等种种策略，来进行祖先崇拜、宗族活动等民间传统的恢复与重建。{31}具体到路村，村民的主动性首先表现为对本村社会资源的利用，寻求上级力量的庇护和支持，这在重修村庙时向路村籍干部寻求资金支持中即得以体现。而当笔者告诉几位老人市里有宗教协会这一管理部门时，老人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还当即对能否及如何得到县市宗教协会的认可和支持等事项讨论并开展行动。
不仅如此，村民在进行民间传统实践中除了表现出对特定社会政治环境的适应，更表现为对这一环境及其政府的话语和政策的策略性应用，以达成将传统实践合法化的目的。与陈埭回民利用国家颇具现代性的民族话语这一策略相一致，路村村民在关帝庙重建中充分使用了“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国家话语以寻求其实践活动的合法性。近年来，不仅在泉州，政府对民间文化传统挑选并加以保护或再创造的做法在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其中最广泛的是对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和登记。而被列入遗产的民间文化不仅不是“封建迷信”，反而还得到政府的宣传和资助。在这一背景下，在路村关帝庙的重建过程中，路村村民反复强调，关帝庙大殿建筑至少有将近二百年了，应该属于文物，因此此次是重修而不是新建。由此，路村村民通过对“文化遗产”的国家政策的运用进而赋予其传统实践的合法性，并消除了政府对其“地下”行为的怀疑。
还有一个更为生动的例子是，当笔者问村庙组织者为什么村民都愿意出钱支持修庙时，一位组织者指出，原因是路村村民的“觉悟”都很高。众所周知，“觉悟”一词是党和国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用以向传统及“封建迷信”开战所广泛使用的词汇，伴随的是现代性的官方意识形态宣传，此处却被老人用在了村民踊跃支持关帝庙重建的民间传统信仰上。这一词语不经意的使用，恰好生动反映了在普通村民中两者的错综交织的境况。
最后，不论是具有现代性意涵的文化大院及送科技、送文化等其他精神文明举措，还是关帝庙重建等民间传统，当它们被具体到路村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时，往往被糅合成一个混沌，而且更加展示出“传统主义与现代性两者之间的互惠性交换”{32}。在路村，通过精神文明建设的渠道来宣传农业科技知识的活动非常少，相反，农科知识最重要的宣传途径之一，是在路村“麦货会”举办期间唱大戏的过程中进行的。2009年5月的庙会中，笔者目睹了在神戏《刘全进瓜》开唱之前及在表演的间歇，干部对一新品种及其种植技术，以及对小辣椒种植和某种新型化肥的宣传。而在一天下午传统剧目开演之前，路村幼儿园组织本村小朋友在舞台上进行了一场非常现代的歌舞与时装走秀表演，与传统戏剧一样引来群众的掌声与喝彩。此外，据了解，当路村“麦货会”唱大戏的传统活动受到政府的阻碍时， “麦货会”的组织者则会采用演唱以现代法制、科技新词汇编出来的新戏剧目等方法来获得地方政府的同意。在政府看来，演唱以法制、科技新词编出来的新戏达到了教育村民的效果;在路村村民看来，这一举措成功保留了唱大戏的民间传统，并且在新剧目的后面仍然会演唱传统剧目和神戏。由此，在路村这一具体的场域里，传统与现代性不仅得以和谐共存，而且两者产生了互惠性交换，现代性的知识通过民间传统这一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载体表达出来，两者交错杂糅共同对村民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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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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