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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的表述与实践
1978年以后，与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相伴随的，是在广大农村社会开展的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运动，文化大院即是这一运动的具体举措。所谓文化大院，即在一个院子中开设党员活动室、科技夜校、图书阅览室、棋牌室、戏台及各类球场，成为集文艺演出、图书阅览、电影放映、科普培训、信息查询、体育活动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型文化活动场所。文化大院这一形式较早出现在山东泰安和河南许昌等地，④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创造性举措逐渐得到国家的认可，⑤由此，文化大院建设开始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展开。正是在这一宏大背景下，2008年路村开始了文化大院的建设。
而路村关帝庙由来已久，在咸丰年间就有过一次重修，一直到1949年之前，关帝庙仍保存完好、香火旺盛，并且在村庙的空余房间里，有先生教村民读书识字、武术拳脚。解放后，村庙里的神像被推倒拆除，房子改用作教室并随后扩建为路村小学。2008年秋，路村中学(官方名称为K乡第三中学)被撤销停办，路村小学搬进了原中学的校址，原小学的教室被废弃。于是，在路村几位老人的主导下开始了关帝庙的重建。
在具体分析路村文化大院和关帝庙建造过程之前，本文首先要考察的问题是，在官方和民间的话语中，文化大院和村庙是如何被表述的?进而，又有着哪些其他实践?
(一)官方的表述与实践
官方对于文化大院这一精神文明建设新举措有着数量众多的文本性表述与评价。⑥笔者将这些文本归纳梳理之后，看到了其表述话语惊人的一致性。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其一，改革开放以来，在物质生活日渐富裕的同时，精神却出现空虚滑坡，封建迷信活动等社会不良现象有所抬头。文化大院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使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在农村占领阵地，促进了农村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其二，文化大院作为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的阵地，有利于对农民进行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和社会主义的道德法制教育。其三，文化大院作为科技培训和致富信息传播的中心，提升了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促使农民由封建愚昧走向科学文明。概而言之，借用中央文件的言词，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改造农村落后文化的有力武器，有助于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崇尚科学文明，克服愚昧落后，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⑦
显而易见，在上述的种种文本表达中，农村文化被截然二分了：村庙及民间信仰等统统被贴上了封建、愚昧、迷信的标签并归入农民落后文化之列，而文化大院则被视为科学、技术、文明、法制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载体，并且成为改造农村落后文化的有力武器。而且，这一截然二分的文本表述在笔者田野调查期间所翻阅的政府文件以及与乡干部的访谈中也得到了生动体现。在谈起近些年农村的民间信仰及大量村庙的重现这一现象时，一位乡干部将其归结为“群众素质太低，又太愚昧;可能是社会主义信仰缺失了，不懂他们为啥要信这些东西”，并且指出“农村的文化阵地，我们不去占领，就会被这样的封建迷信甚至邪教组织占领了”。
实际上，官方的这种表述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它与20世纪初以来中国所进行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以及在此进程中以现代性的科学、理性来改造农村社会的话语及实践一脉相承。20世纪初清帝国解体以降，国家逐步在乡村建立基层政权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与渗透，⑧并通过对乡村社会的生活方式的直接监视以及大力创建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先进文化”等方式，开展对农村社会的改造和有“计划”的社会变迁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以及在现代性的逻辑下，正如孔迈隆(Myron Cohen)所指出的，中性意义的“农夫”(farmer)被现代性所赋予的充满贬义的“农民”(peasant)一词所替代，一个与现代性相对的、知识上与文化上充满迷信、无知、愚昧与保守的中国“农民”的概念及其形象被发明与重新定义，并且作为现代文化上的异类与“他者”，被社会精英广泛表达。⑩因此可以说，民族—国家的触角伸向基层农村的过程，也是“愚昧、迷信”的中国农民的被发明从而必须要接受现代性文化的教育和改造的过程。在此意义上，中华民国时期颇具影响的乡村建设运动即是这种表述和改造实践的生动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其间虽几经波折并历经多次政治运动，但是以现代性的科学理性和政治意识形态来改造农民原有的地方知识和民间信仰的这种表述和实践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得到了延续，甚至是得到更为有效的贯彻。{11}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开始的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运动，正是这一表达话语与实践的一部分。那么，在这种一以贯之的话语表述下，在路村所在的N县，除了文化大院建设，三十年来在全县开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举措还有：1981年贯彻掀起以办好事、助人为乐、美化环境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礼貌月活动;1982 ～ 1984年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即讲文明、讲道德、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活动，以及制订“乡规民约”与“五好社员之家”的评选活动;1985 ～ 1987年开展“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教育活动;1990年以来在全县开展“三户一村”(遵纪守法户、五好家庭户、双文明户，文明村)创建评选活动，等等。{12}除此之外，据K乡的一位文化干部介绍，近几年在全乡范围内还持续开展了送政策、送法律、送科技、送文化娱乐、送电影、送医疗卫生与计生知识进村等一系列活动。
(二)民间的表述与实践
与官方的表述话语不同，在路村村民看来，文化大院并没有被看作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在村民的话语中，作为一个能够聚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娱乐锻炼的公共场所，文化大院与其他的公共活动场所没有任何不同。村民告诉笔者，文化大院建好后，农闲时节就可以到那里打牌、哄孩子，喜欢地方戏的就可以凑在一起吹拉弹唱;农忙时节文化大院的广场还能晒晒粮食。笔者在田野中也观察到，在农忙时节，邻村的文化大院广场上全部被村民用来晾晒粮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对路村村民而言，文化大院的广场与关帝庙前的广场可以说是别无二致的，官方所表述的文化大院的那种先进文化的性质被抹去了。也正因为如此，路村村民才会对政府将文化大院建在远离村庄的学校操场上而表示不解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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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2010年第4期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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