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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魁立]历史比较研究法和历史类型学研究
  作者:刘魁立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3-09-27 | 点击数:19205
 

(四)

  历来的学者在对民间文学作品,特别是对故事的雷同性进行分析,对大量的雷同的材料进行比较研究时,以什么作为参数,以什么作为剪裁材料的标准,或者说他们在进行内容和形式分析的时候,如何看待这种内容和形式的本质,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样说来,具有不同学术思想、学术方向的研究者,不是把他们各有特色的比较法,单纯地当作一种手段和技能,同时也是他们方法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本世纪初开始直至今日,在将近一百年间,相继有很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提出独到的创造和发明。现举出其中若干荦荦大者,加以分析和评说,我想采取纪年的办法,或许可以使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发展和演进,有更明了的认识。

  1910年 阿尔奈(Aarne)类型(type)
  1928年 普罗普(Propp)功能(function)
  1932年 汤普森(Tompson)母题(motif)
  1955年 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神话素(mytheme)
  1962年 邓迪斯(A·Dundes)母题素(motifeme)
……

  如果细究这个题目的历史,这个名单还会大大的扩展。

  这里,我们要对某些关键性的地方作适当的论评。

  首先我要说阿尔奈的情节类型。什么是情节?在文学研究领域是指叙述过程中具体展开的诸多行为、事件的组合。(英语有时译作:Plot;德语:Fabula)。这个术语在使用中具有三种含义,分别针对民间文学作品内容和艺术结构的三种不同层次:

  (一)指个别具体作品的基本内容,一般体现为特定民族传统中的一个文本或一组不同版本。虽是一种简化了的格式化的梗概,但保存着相当程度具体的民族历史性。
  (二)使用于分属不同民族传统、时代、地域或不同体裁的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在内容上具有相似的、彼此重复的、或者重叠的基本点。当在这一层次上使用这一术语时,它已失去一定程度的具象性,更加格式化,并更多具有稳定不变的特点。
  针对第一个层次,可以谈个别具体作品的情节,如《红楼梦》的情节;朱素普·玛玛依演唱的《玛纳斯》第一部的情节,等等。第二种含义便不是指某一个具体作品,而是指具有相似内容的一系列民间作品而言的,这时情节将体现为一种模式,由被提炼出来的、有关作品所共有的诸多不变成分所组成。这第二种含义,对我们说来是更为重要的。这种独立的完整的叙事内容的提取和概括,对某些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说来,是基础性的工作。
  (三)是指极度概括的、公式化的模式。用以表示一系列作品所共有的最重要的叙事主线。

  阿尔奈编制故事索引,对大量异文进行情节概括,当时他所采用的术语,就是现在在全世界已经很流行的“类型”(type)这个词。这个词,由于是约定俗成,已经无法更改,但就我的个人意愿来说,假如能找到一个、或者有谁创制一个更好的专用术语来代替它,那就会减少许多的麻烦和误解。

  几年前我在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曾就情节类型和情节类型索引,发表过一些意见,由于和今天的题目密切相关,所以我把其中一段引述在这里:

  “Aarne 1910年编纂情节类型索引,虽然主要建筑在芬兰民间故事的资料基础上,但是他大量引用了丹麦等北欧国家以及德国的资料,所以它一开始便具有一定的国际性。在它刚一出版时,似乎没有引起学术界的特别注意,而只有在许多国家相继接受Aarne的体系,依照他创立的体系编制本国的索引时,这部索引才彻底站稳脚跟,并充分显示它的国际性特点。到Aarne逝世为止,大约在十三四个年头里,出版了将近十部类似的索引。

  这部索引进一步走向世界,功绩在于美国学者Stith Thompson。他将欧洲各民族的民间故事资料,以及亚洲部分民族的资料,尽量包括在内。以当时的条件来说,这当然是难能可贵的了。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实践,应该承认,AT体系确实对世界民间故事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辅助作用,对世界民间故事资料的整理编类,提供了一个便于操作的或者可以借鉴的方法和原则。对观察分析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民间故事的一致、相似或相异,开辟了一个简便的门径。这部索引大大地促进了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和类型研究。当然在比较研究中就更有助于发现某一民族的民间故事的诸多特点了。这些历史功绩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但必须看到,AT体系也有许多的局限和不足。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Aarne和Thompson的指导者、芬兰学派的创始人Karl Krohn有一基本的指导思想,即民间故事的一元发生论。在这些学者看来,一个类型的所有故事相互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遗传关系,这种根本性的观点在编者划分大小类别时,特别是在提炼每个类型的基本要素时、乃至在整个索引的编辑方针上,都不能不明显地反映出来。这在客观上就影响了类型索引的”全面“和”公正“,因此也缩小了编者初衷所要追求的国际性特点。以往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主义“,以我个人的理解,不一定就是社会政治观点的体现,而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学术方法在一定历史阶段所导致的客观结果。在20世纪初叶,欧洲民间文学界的学者们,除对印度和阿拉伯各民族的民间文学有一定的研究之外,对欧洲以外各民族的情况实在是比较陌生的。

  我们接触包括Aarne、Thompson在内的一系列学者的索引,似乎谁都没有给故事类型(type)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好象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对象。Aarne说,”一个完整的故事为每个类型提供了一个依据。“然而,”完整“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对于一个民族说来是”完整的“故事,在另一个民族当中有可能从来没有当作独立的故事讲述过。

  Thompson说:”一个类型就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传说故事。“情节的中心要素是什么?是主人公?是行为和事件的过程?是整个过程的语义内涵?还是所有这些要素的统一?在划分类别的过程中又以何者为主呢?由于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问题没有得到深入探讨和及时澄清,所以在AT的编制原则上就产生了某些不统一甚至混乱的情况,有时人们不得不把索引当作字母表一类的事物,只取其实用的侧面,而搁置它理论的侧面。

  俄罗斯学者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一书中,就从理论的角度对AT体系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许多质疑。然而当他重新编辑出版阿法纳西也夫的俄罗斯民间故事集时,又反过来借用Aarne和俄罗斯学者Andreev的成果,编制并附录了AT体系的故事索引。

  我们看到,在诸多民族运用AT体系的原则和编码,编制该民族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时,总是要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对AT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制。我甚至认为,这大概是一个不坏的惯例。”

  我说是一个不坏的惯例,从反面讲,也证明阿尔奈的原则对许多民族的民间故事是很难完全概括和准确概括的。不完全,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丁乃通先生花费大量心血编制中国民间故事索引,功不可没。他严格按照AT原则进行编纂工作。有时不得不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增加新的类型,或者是列出次类型。如果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AT系统的类型索引放在一起,互相参看,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不能不说阿尔奈所制定的标准潜藏着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严格地说,阿尔奈本来也没有追求建立一种科学的分类体系,他的索引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是一部实用的工具书。至今在世界范围内,我们还在大量运用这种工具书,作为共同对话的一种手段。然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在阿尔奈的体系中,情节类型同文本的关系如何,类型与类型之间的界限在哪里,等等问题都是混沌莫辨的。

  普罗普是进行民间文学作品结构分析的卓有成就的先行者。 二十年代的俄国,是文学艺术以及学术研究领域的形式主义发展最集中、最蓬勃的地方。 对于结构研究的兴趣,也在渐渐地涌动着。普罗普在1928年出版《事故形态学》。 他提出了一个被他严格定义了的术语“功能”(Function)。

  普罗普认为民间故事的内容和形式是密不可分的。但抽象地谈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具体的、深入的研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深刻地认识对象,只有靠具体的、实际的研究。他认为情节是属于内容的部分,但组织结构(composition)总不能算内容。尽管情节和组织结构是不能分开的。于是他将自己的工作分为两步:首先进行形式的分析,特别是组织结构的分析;然后再进行内容的分析。他1928年完成的《故事形态学》一书,就是根据故事各组成部分、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和描述故事的。他的另外一部著作,1946年出版的《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就是这第二步工作的一个范例。列维-斯特劳斯在1960年著文,对普罗普的工作表示肯定但也颇有微词,指责普罗普的形式主义,同时认为这第二部书是他在学术道路上的一种转向。普罗普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驳。普罗普是这样解说“功能”这一术语的:功能是根据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的意义来确定的主人公的行为。在英语里function(功能)一词,可用以表示特定的主项所具有的作用、活动或目的之类的意义。一般说来,相互联系的因素,互为对方的function(功能),功能的研究,正是强调在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来认识事物。在普罗普对阿法纳西耶夫所编《俄罗斯民间故事集》进行普遍的、而并非抽样性分析时,发现了如下一些规律性的特点:

  第一,主人公的功能是故事的恒久性的和固定性的因素,不论这些功能是由谁来完成的和怎样完成的。功能(行动)的承担者并不重要,可以任他随机变换,重要的是功能(行动)本身。这些功能构成了故事的基础成分。

  第二,神奇故事所具有的功能的数目是有限的。

  第三,诸功能的排列顺序是永远一致的。

  第四,由此而得出结论:所有的神奇故事就其结构而言,都属同一类型。

  他就神奇故事总共归纳出三十一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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