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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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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学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论文提要
  作者:CFS 秘书处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2-07-15 | 点击数:4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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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知识形态描述
河南文艺出版社 任骋

  一、存在形态:脑储式——世界4
  小结:受波普尔的启发,民众知识的存在形态是与世界3相对应的世界4。它属于“脑储式”的群体“主观知识”。其关照对象是人类内部不同层次的群体对世界的认知并努力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过程。
  二、层次形态:基础式——多梯位
  小结:民众知识的层次形态,有民众和知识两个方面。民众方面的层次是多梯位的,可大可小,要看具体的研究对象。同一划分标准下,民众群体越大、梯位层次级别越高,其民众知识的独特性越少、关涉深度越小;反之同理。知识方面的层次是基础式的。民众知识和社会知识(或称科学知识)相对应。社会知识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由社会力量提供教育,属知识的上位阶层;民众知识由民间习俗自然养成,受风俗习惯控制,处在知识的下位阶层。它的知识基础的性质不会变更。
  三、 思维形态:反应式——静止状
  小结:民众知识的思维形态是接近本能的一种直接的“反应式”应对,思维程度和思维质量都很低。它的思维成果是建立起一种习惯——知识在民众信仰中成为一种信念(信仰),其思维形态因此呈静止状。不过,它还有重新改变的可能。
  四、内容形态:全景式——差异性
  小结:民众知识的内容形态是全景式的,它在你遇到的所有情况都“有话说”;民众知识又是有差异性的,它支持提供的答案并非一种,你的选择和实践总是富有特性的“这一个”。因此,一方面民众知识是大家公有的——这是它的知识的理念性、一般性;另一方面民众知识又是经由个人运用的,并且,每个人将民众知识运用于实践时都结合了自身特点——因此它又是个人私有的,在实践中体现着民众知识的操持性、具体性。
  五、传承形态:口承式——隐示性


关于麦作文化研究
烟台师范学院 山曼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农业生产习俗的调查与研究应是中国民俗文化的主体和出发点,但这方面的研究与调查却远远不够。
  稻作生产的调查与研究相对的说做得比较多,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但这项工作也没有从生产习俗起头,而是越过基本的生产习俗,一开始就着眼于在生产习俗上产生的属于精神领域的方面。
  麦作文化的研究几乎可以说从来没有受到重视。有人甚至认为麦作不像稻作那样成了一个广大地区的主要作物,不能像稻作那样形成一个研究的大课题,理由是在麦作区除了小麦还有各种杂粮。事实上不但在稻作区也有其他粮食生产,而且在麦作区小麦的生产向来处于统领的地位,农作物分为麦茬与春茬两类,小麦是为主的一面,其他所有粮食作物是从属于小麦的另一面。小麦不仅在生产与经济活动中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民俗文化中有不能替代的作用。例如面食,它不但是长期以来富裕生活的象征,而且是各种礼仪、祭祀活动、节日、人际交往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其意义远大。
  应当立项将麦作文化的调查与研究作为中国民俗学的一个重点,搜集实物建立博物馆;出版有关著作,形成一定规模。
  麦作文化与稻作文化一起,应成为中国民俗学中的两个大项。


关注物质民俗研究 增强服务于现实的意识
尚 洁

  物质民俗是民俗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民俗学界对物质民俗研究的忽略,有的甚至是空白,使得民俗学学科整体建设存有一定的缺憾,民俗学研究与交流或多或少地受到一定的局限,因而值得予以关注。
  一、 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至关重要
  理论体系是一个学科的灵魂。我国老一辈民俗学家在中国民俗学发展80多年的时间里,为我们积累了丰厚的民俗学理论,为中国的民俗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和社会的飞速变迁,民俗学的理论建设特别是物质民俗的理论建设将面临一次新的挑战。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将是民俗学生存与发展的第一需要。
  二、 田野调查与民俗文物研究缺一不可
  对民俗事象的田野调查是研究物质民俗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对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物”的研究,将直接关系到田野调查资料的详实和价值。
  三、 民俗博物馆的载体作用不容忽视
  民俗博物馆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载体,她为民俗学、民俗学者与社会、广大民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民俗学的研究成果立体化、形象化、可视化,走出书斋和民俗学界自我的小圈子。
  四、 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亟待加强
  物质民俗的研究对民俗学者的要求将更加苛刻。因为物质民俗所涉及的相关学科领域相当宽泛,不仅要有扎实的民俗学理论基础、文物学的理论与实践技能,同时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相关学科的知识,要有为现实服务的先进理念。


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工作计划看早期民俗学者对学科的认识
中山大学中文系 施爱东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产生,既有其学术发展的必然性,也是顾颉刚钟敬文等人聚集广州的偶然,他们对于学会工作的规划,则是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在研究方向和方式上,也有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
  在他们的规划中,“民俗”与“民间文艺”是并列的,是分属于“历史”与“文学”的两个子学科,搜集民俗资料一直是历史学部的事,而搜集民间文艺资料是中国语言文学部的事,两者统一在“民俗”旗下则是1928年3月以后的事。
  顾颉刚、余永梁草拟的《本所计划书·民俗》是民俗学会的纲领性文件。计划书一是把南方系统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民俗调查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一是着重于各时代民俗资料的辑钞整理。但其提出之种种工作,均以资料工作为主,缺乏理论上和研究方法上的指导,因而当何思敬接手学会之后,便废弃了顾的计划,代之以绍介西方的民俗著作,以纠正民俗学会重资料收集,少理论探讨的局面。可惜的是,何只有计划,没有实践。
  朱希祖、容肇祖重立民俗学会的计划中,综合了顾和何两方面的意见,可惜计划过于粗疏,且只有容肇祖一人操作,计划只能反映思路,没有成为现实。之后几年的民俗调研计划,也只是上述计划的摘抄翻版。杨成志1935年从法国留学归来,1936年始着手重整民俗学会,他的研究有意识地采用了西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他起草的《人类学部研究计划》反映了民俗学会后期,研究方式向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转型。


推进生态省建设应重视发掘和利用民俗文化资源
吉林省文联民俗学会理事长 施立学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 ,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增强的21世纪。民俗文化是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当顺应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要求,挖掘和利用民俗文化资源,为中华民族经济繁荣昌盛,予以文化前导,予以智力支持。这就是新世纪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必经之路。
  一、吉林省已经确定为生态省,这是省委、省政府站在跨世纪发展的高度,面向的未来,总结过去,着眼实际而做出的战略抉择,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对吉林省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设生态省的依据是什么,是极富特色的长白山风俗风情文化。白山黑水,地灵人杰,洋溢着浓郁的东疆特色,充满着绚丽的地方色彩,呈现出多姿的民族风貌和文化交融的学术风采。
  二、清严苛的封禁,曾使昔日吉林成为生态省。
  清视东北为"龙兴之地",于康熙七年(1668)在东北实行长达234年的严苛的封禁政策,禁区为围场。围场为清皇室私产,除行围者可入境外,其他任何人(包括满八旗人)一律不准入内。严苛的封禁培养了禁地风水,这里不仅有名冠东北的三宝,且千里临海,万种珍奇,各类皮张,草药,矿产,凡所应有,无所不有,长白山下,早已成为一个秋高草长兽正肥的丰饶之乡。
  三、发掘和利用风俗风情文化资源,智力投资生态省建设。
  神山宗脉,方物滋生,首推关东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后为鹿茸角);又有蜂蜜、东珠、松子、榆黄蘑、田鸡、野猪、水獭、鲟鳇鱼、哲鲁鱼等等,不下百余种。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各部,成立金政权以后,于天聪年间,即在乌拉古城设置了打牲乌拉总管属,负责向清皇室采集以当地特产为主的贡品。踏查昔年贡品的品种、生成过程是建设生态省不可或缺的任务。
  四、依据风俗风情文化资源,建立古伊通州满族旅游热线及乌拉街打牲衙门旅游景区,是建设生态省的重要举措。民俗文化,只有走出书斋,使之成千百人的活动,才能得以弘扬。


厦门同安吕厝王爷来历考
石奕龙

  在厦门同安吕厝有一种每四年举行一次“迎王”、“送王”仪式的王爷信仰,其通常没有固定的王爷神像,迎接来王爷后,才由乩童“上身”说出来上任的王爷姓什么,而送王时则纸糊王爷像和王船,在举行大型祭祀后烧掉,此称“游地河”。民间一般认为王爷是由被皇帝迫害而死去的36进士转化来的。在吕厝,有一种地方解释认为吕厝王爷信仰的形成是在清代雍正年间。但根据该地的另外一些传说,以及迎王、送王仪式程序中所体现的象征意义看,吕厝王爷的形成应该早于清代,而且王爷是由水中的孤魂野鬼转化来的,并且与瘟神无关。
 

浅谈改革开放后渭北农村的新民俗
陕西省合阳县文化馆 史耀增

  改革开放以后,渭北农村的风俗发生了变化,有的是新风,有的是陋俗。新风在农村得到提倡,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 重新抬头的陋俗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索要财礼之风盛行。究其原因,一是副业收入的增加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二是交通和通讯的飞速发展,加上出外打工的人多,城市的信息和时尚快捷地传到农村;三是社会上不正之风的侵袭,竞相攀比,助长了陋习的蔓延与升级;四是农村基层组织涣散,忽视道德教育,思想政治工作没人抓,党团妇联组织发挥不了作用。曾经产生过积极影响的红白喜事理事会活跃一阵后,在强大的习惯势力的抵制和不正之风的冲击下败下阵来,行同虚设。农村风俗变化是时代的缩影。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鉴别能力会越来越高,从而使正气得到张扬。


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
中国历史博物馆 宋兆麟

  在我国川滇之间的泸沽湖,不仅以高原湖泊闻名于世,还以摩梭人的走婚闻名遐迩。最近应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府之邀,参加了泸沽湖旅游开发区专家评审会议,参观了现场,审阅了总体规划,收获很大,感触彼多。
  目前,我国已经颁布有《文物保护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各地区理应贯彻,但是有些地方有法不依,各行其是。这一点在泸沽湖地区也有蛛丝马迹。例如有些商人在湖南岸边建有楼宇,在山包上建设大杀风景的楼阁;个别人还以摩梭人的走婚为诱饵,为暗娼大开绿灯,这些丑陋现象受到当地民众的强烈抵制。事实说明,泸沽湖地区居民一旦告别封闭状态,必然为外界的先进文化所诱惑,他们要求改进生产方式,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就必然接受一些新文化,放弃一些旧文化,使自己从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也不可能让摩梭人原地踏步,停留在原始落后状态,这是必然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摩梭人的上述选择必须得到尊重。我们所能做到的是,在摩梭人传统文化濒临消失之前,应该采取各种有效地方法,把它记录或搜集起来,让上述损失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摩梭人的文化有自己的特色,但变化甚快。雄辩的事实告诉我们,民族文化十分脆弱,在社会转行的今天,摩梭人的传统文化正在迅速消失,抢救上述文化是当务之急。为此,除了维护好有特色的母系家庭、黑教寺院和自然村落外,还应该筹建一座摩梭人博物馆,它是保护、展示和宣传摩梭文化的场所。博物馆是一个民族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标志,是当地旅游文化的橱窗。有一种误解,似乎走婚才是摩梭人的文化特征,其实不然,摩梭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汉魏时期就已经掌握了煮盐、炼铁技术,并且保存至今,他们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做出过重大贡献。参观上述博物馆可以使旅游者领略该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既可以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又是一个鼓舞、激励、教育群众的重要阵地。当然,摩梭人博物馆不该是馆舍式的,而应该是民族形式的建筑,具有多种文化功能,使它成为摩梭人和广大旅游者进行娱乐活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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