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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吉]城隍庙的钟声:昌邑民元“五·一八”惨案深描
  作者:刘宝吉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4-02 | 点击数:18490
 

  另据《德宗实录》载,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一,针对此案有上谕称:“第念山东如此,他省恐亦不免。著通饬各直省督抚,随时访察如有蠹国殃民,著即从严惩办,以除积蠹而安良善。”这应该就是前文所言“另有旨”。同年,昌邑县令“剔蠹役,减车差”,“绅民立德政碑以颂之”。此外,“上年秋间兵差过境”当与中日之战有关,因为上年为甲午年。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何此事竟然惊动了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此折蒙得朱批,具有了法律效力和行政效用,它在三年后的另一份奏折里成为了一个被援引的案例。

  据称,与他县稍有不同,昌邑县属衙役多系中、富农,因充当衙役后可以狐假虎威撑持门户。这与当地的民风有一定的关系:“民多狡猾,颇好讼争。”上述案件的刘姓差役应属当地大族,《昌邑县续志》里可以看到众多刘姓人士,而重修红厓堤、城隍庙、关帝庙的诸位刘姓绅士就是例子。此外,暴动吏役首领里有一“渠魁”留下了姓名,叫傅常珠。他应该属于当地大族——虫埠傅氏。透过《昌邑县续志》卷五、卷六可知,傅氏一族先以武科出身、继以武功显世,“子孙掇巍科、登显仕者绵绵不绝”。这在昌邑县城图里也留下了清晰的印记,那就是学堂东面、东门里的傅公祠。此祠又名傅刚勇祠,祭祀的是在咸同年间帝国危机中以军功官至提督的傅振邦,刚勇为其谥号。光绪十六年绅耆呈请抚宪奏准建立,“例入祀典,春秋二祭”。以此背景,傅常珠作为吏役首领,其威风可以相见。尽管地位卑贱、为人不齿,吏役在昌邑还是颇有吸引力,正如后来方志称,“昌邑胥吏权利之大,通省所无”。此言不虚,前番事情也不足为怪了。

  到了清末,衙署积弊问题成为改革的焦点。例如,山东谘议局于1910年有两则议案涉及于衙役。一则痛斥“衙役之需索”:“东省之最扰民者,莫如衙役。县虽七班,每班有黑差百数十名,恃官长为护符,吸良民之膏血。拘传时索鞋掌钱,结案时索打扫衙署钱。名目众多,动需巨款,稍不遂意,鬼蜮横生。黑暗惨毒,实为人民之公敌。所有官民冲突事端,均是若辈媒孽之罪。现闻城乡巡警都已成立,凡衙门差遣、拘传等事,可由巡警兼任,何用此等爪牙。此弊应从速革除。”至于回复,则提到了自治:“衙役之需索,言之诚堪痛恨,去岁曾经通饬严禁在案,惟相沿已久,一时恐难尽革,必俟自治普及,审判厅设立完备,方为清源之举,现已计划进行,当可逐渐收效。”另一则提议“剔出衙署积弊”,“窃以治民之道,莫不以除害为先务。欲除民害,要即地方生害之源斟酌变通,其害斯除。地方上之害维何?一为门丁,二为差役。然门丁差役本为衙署中需用之人,欲尽事扫除,势固有所不能”。至于变通之法,第一项是裁撤门丁:“查各府厅州县衙署中,其最为民害者,莫若门丁。论门丁之弊端,首在朦蔽官厅,滥用势力,或勒索行户,或科派民间,尚属末节。至遇地方上词讼事件,往往卖票分肥,关说案情,甚至勾串劣绅讼棍及吏役等捏控舞弊,滋兴讼端,尤为地方人民之害。推其原因,皆由衙署之钱漕稿案签押等件,向用门丁分管。身为贱役,竟参与地方上行政事务,是以此等流弊。查部章裁撤门丁、改设承启官一案,早已颁发各省,通饬各府州县在案,现时兖州府署及邹县武城高密招远郯城等县业经遵章设立,其余未经设立者尚属不少。拟请箚催各府厅州县速设承启官,将门丁一律裁撤,所有衙署中之钱漕稿签各等文件均归承启官收发,门丁不参与政务,则衙署中种种弊窦庶可清理。至其他别项门丁,无关行政事务者,无妨各仍其旧。”第二项为限制差役:“东省大中小三等州县,衙役里差本有一定额数,当差之在卯簿者为明当差,不在卯簿者为暗当差,现时州县地方除在卯簿之差役不计外,暗当差者至多有五六百人,至少亦百余人不等。试问衙署中如许差役若何生活?无非剥取民间,是以一遇讼端,贪求无厌,任意勒索,如虎如狼,择肥而噬,其狡黠者习与性成,相助为虐,尤堪痛恨。方今民穷财匮,若留此多数蠹役,任其肆行,剥削民命,益将不堪。”所拟变通办法七条有:一、拟请饬下各州县官遵照定章,衙署须用办公差役若干人,确定额数,以示限制,惟捕役不能确定数目。二、各州县自治区域业经划分,仿照湖南办法,由各区绅董按照确定额数择送民壮快班若干人到署奉公,其非择送者不得滥入,但皂班捕役不在择送之列。三、旧日在署之差役,其人忠厚朴诚者,亦准各区择送。四、差役工食仿照直隶办法,如有诉讼事件,由讼曲者缴讼费京钱十千,作差役工食之费,以外不准丝毫多索。五、差役如有不尽职务及舞弊需索情事,一经发觉,由绅董呈明地方官立予撤换,若地方官查知斥退者亦同。六、凡在署奉公差役,须有一定服色,持票传人时,须以票上红名及服色为凭,以示区别而杜朦混。七、本规则为现时暂行条例,俟审判厅设立后再行照章办理。可见,蠹役之害在这些议案里得了淋漓尽致的剖析,它们正可作昌邑吏役生态的参考。作为“临时议会”,谘议局针于衙署积弊的议案都提到了自治,而昌邑县议参两会在1910年就已成立,它们提出的三、四项议案分别针对衙役和书吏的陋规费,这在当时极具代表性。

  许殿魁和吏役是议参两会所提议案的直接受害者,而为数众多的吏役则是最大的受害群体,再加上他们在衙署前最先被强迫剪发,因此成为了此次暴动最早的策动者。山东谘议局的另一则议案针对“烟赌之腐败”称:“东省烟馆赌局向来最多。烟馆虽奉明文严禁故事,别立名目售者仍是,此数殊于禁烟宗旨大相违背;赌局则城镇乡社村落各处林立,每逢集市赛会迎神演戏之期,更形昌盛。土语:‘开山’。衙役为之保护,朋比为奸,不堪设想。此非弱国殃民之兆乎?若不速为严禁,不知成何结果。”这则议案为衙役与许殿魁之间的密切关系提供了佐证,而许殿魁在暴动中亲自上阵,“骑马持械”,重现了其作为前朝武官的雄姿,可谓前有利益受损的切肤之痛,后有强迫剪发的切齿之恨。然而,暴动的最终实现还是靠以梁怀思为首的士绅的领导,这是由他们在地方上的领袖地位决定的,何况士绅与三班六房本身关系就不简单,剪掉的发辫又将他们再度结合起来。总之,士绅才是此次暴动的“画诺”者,吏役则是具体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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