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摘要]从民俗文化与现代报纸副刊的关系来看，《晨报副刊》是一个最为典型的研究个案。尤其是在孙伏园编辑时期，有关民俗文化的文章明显增多，一时成为民俗传播的阵地。而报纸副刊有着传播文化的功能，文章便以《晨报副刊》为例，介绍该报在民俗学方面的成就，进而探讨民俗文化的传播意义，并开拓民俗传播新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副刊；民俗文化；传播

　　[作者简介]穆昭阳(1986— )，男，山西阳泉人，中南民族大学08级在读硕士生，社会民俗学方向，湖北武汉，430074

 

 

　　一、课题的提出

 

　　民间的民俗文化在国际上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叫做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第三十二届大会上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五个方面：(1)口头传统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包括民俗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都是传播的文化，而所有的传播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特定文化的传播。文化与传播两者是互动的，一体的。如果文化不进行交流与传播，便失去了生机和活力。所以，“传播是促进文化变革和创新的活性机制，传播是文化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一切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1]。民俗文化亦是如此。

　　“文化传播是人类特有的各种文化要素的传递扩散和迁移继传现象，是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变、共享、互动和重组，是人类生存符号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传播者的编码和解读者的解码互动阐释的过程，是主体间进行文化交往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2]。文化的传播促进了人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并在这个过程中达成一种普遍的共识和认同，以保持社会系统的稳定和平衡。民俗文化是需要代代传承的，其传承本身就具有传播的特性。因而特别需要大众媒介的广泛关注。报纸作为一种简洁方便的纸质媒介，负载着传递信息、传播文化的功能。副刊以其所具有的独特的文艺性，无疑是承载并传播民俗文化的一块有力阵地。民俗文化的传播活动往往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和信息环境。“民俗信息符号传达着特定文化传统下积淀的观念和价值，具有规范性和指示性，当其传播达到一定规模或体量时，便形成该时期和该社会信息环境的特色和潮流。”[3]。《晨报副刊》正是以它独特的内容编排，精心选择的文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伴随着民俗学运动一起摇旗呐喊，促成民俗文化的传播，推动了相关活动的开展。使得“民俗学研究”在五四时期成为显学,并成为那个时代的潮流。

　　民俗文化通过大众媒介传播，延续了民俗事象的存留时间，并且扩展了其分布空间，因此，要通过对民俗文化自身传播的研究。通过对于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在内的各类大众传播媒介的研究，我们可以摸索出民俗文化的传播规律，归纳出民俗文化的传播方式并以此找寻其发生根源和所产生的影响。而对于《晨报副刊》所承载和记录的民俗文化的研究，我们可以将民俗学和传播学结合起来，通过纷繁复杂的民俗事象，对一个民族文化之根进行深刻的挖掘。

 

　　二、《晨报副刊》的诞生

 

　　“副刊是报纸上文艺色彩较浓，用文学体裁反映社会，能给读者提供美的享受的固定版面，定期出版，一般有刊名。”[4]。1897年11月24日，上海《字林沪报》创办的副刊《消闲报》问世，它有固定的出版日期，内容和固定的刊名，标志着中国第一份副刊的诞生。副刊诞生不久，便迎来了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五四之前的报纸副刊“多是消闲性读物，多熟格调不高，不少副刊还充斥着低级趣味的，黄色的内容。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重视副刊成为报界的普遍现象，有的报纸副刊比正刊更出名。”[5]。由此产生了历史上名噪一时的“四大副刊”：《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京报副刊》。这些副刊提倡新文化，介绍新思潮，推动了社会进步，提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认识水平，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也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时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各种西方思潮不断涌入，“作为新闻传播主要媒体的报纸，由于其较强的时效性特征，对于较深层次的文化思想问题，尤其是带有学术性的问题一般不便于加以系统深入地研究和反映。而报纸副刊的开办，就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样的缺憾。”[6]。副刊本身是具有文艺性的，而与学术气味浓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相结合，却是一个很好的相互促进的契机。对于民俗文化以及民俗学科的关注也是始于这一时期，并且在报纸版面中逐渐占有一定分量。而在四大副刊里，《晨报副刊》的影响力最大、最持久。

　　1916年8月创刊于北京的《晨钟报》是《晨报》的前身，创办者是研究系(宪法研究会)领导人汤化龙、梁启超。1918年12月改名为《晨报》，成为当时中国北方影响较大的报纸。《晨报》在刚创刊时，便在第七版刊载小说、诗歌、小品文和学术演讲录等，因随《晨报》附送，故称《晨报副刊》。1919年2月，李大钊主持改革后，使这一版逐渐发展成为著名副刊，在思想文艺界产生广泛影响。从1921年10月12日正式出版四开四版单张的副刊起，至1928年6月15日第2314号终刊。其发展前后共分为三个时期：1919年2月至1920年6月李大钊编辑时期，1920年7月至1924年10月孙伏园编辑时期，1925年10月至1926年10月徐志摩编辑时期。《晨报副刊》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改变了副刊纯粹消闲的性质，使之具有高尚的文化内涵，还给读者以知识教益和审美情趣。”[7]。

　　在这三任主编中，孙伏园的名气略显不足，但是《晨报副刊》却是在这位被称做“副刊大王”的手中获得巨大的成功，他将《晨报副刊》第七版扩充为独立四开四版的小报，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改革。而在他主编时期，正好和民俗学运动的发端时期相合。所以在这份报纸副刊上发表了许多与民俗文化相关的文章。涉及到歌谣、神话、童话、信仰禁忌、民间故事等等诸多内容，还有呼吁人们关注并搜集各地民间歌谣，征集风俗物品的倡议书，使得这份报纸与民俗文化结下深深的友谊，并直接推动了我国民俗学运动和民俗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