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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民康在考察民歌与婚姻恋爱的关系时，根据婚恋习俗将情歌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开放型、中间型和封闭型。在靠近边疆的极少数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存在着与开放型婚恋习俗对应的情歌，它可以追溯到氏族社会的群婚和对偶婚时代，这种对歌寻偶活动意味着男女之间可以无拘无束地自由交往，以歌为媒，自主选择。一些靠近我国内地区域或与汉族杂居的少数民族，由于长期以来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存在着中间型婚恋习俗及情歌。杨民康认为：“这些地区的婚恋与歌唱习俗往往是婚前比较自由开放，甚至不禁择偶和恋爱行为，但婚期和婚后则受到封建包办婚姻和礼教思想的禁锢和规范，婚前婚后恍若两个世界。由于结婚不能自主，婚前尽管还有对歌的自由，但对歌活动的内容和实质有了诸多的变异，较为典型的情况是向单纯的社交或娱乐功能转换”；在中间型对歌活动中，“人们往往只能扮演爱情和情人的角色，而难以成为真正的情人或恋人。……由于失去了爱情的原动力，对歌寻偶的生动性和直接性也为之减色，而使情歌向非实用功能的娱乐性、程式美和形式美的方向发展”。封闭型情歌则与封建礼教社会的封闭型婚恋方式相对应。[14] 这种类型的划分显然源于文化进化的理论模式。应该说，这种分类确实有很强的宏观解释力，能够为我们描画出歌唱言情行为嬗变的宏观的历史框架。但问题在于它的方法论背景使它在理解微观社会生活时有过于简单化的倾向，换言之，它可能无法真正就人们对歌行为所具有的全部生活意义进行整体性的观照和阐释。以“冈介”为例，如果按照杨民康的分类，“冈介”活动显然可以归入到中间型情歌之中。但当地的婚恋制度并不是可以凭封建礼教的说法一言蔽之的，与其说它主要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不如说它主要是出于内在的现实需要；更重要的，在“冈介”的言情功能与现实婚恋的习俗之间既有冲突又有整合，如果从个体行为和共同体行为的结合上来考察，就可以看到“冈介”并不是“单纯的社交和娱乐”活动，实际的情形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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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文节选自作者的博士论文：《瑶族“坐歌堂”的结构与功能——湘南盘瑶“冈介”活动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7年。
[2] 《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第一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343-344页。
[3] 《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第一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346页。
[4] 张有隽：《广东瑶族苗族社会历史调查纪要》，见《瑶族传统文化变迁论》，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页。
[5] 《云南苗族瑶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云南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页。所描述的，为云南屏边瑶山瑶族自治区蓝靛瑶（自称修门或吉门）的习俗。
[6] 《云南苗族瑶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云南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164页。所描述的，为云南金平县沙瑶（自称尤门）的习俗。
[7] 张有隽：《湖南瑶族基本情况调查》，见《瑶族传统文化变迁论》，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页。
[8] 李祥红、齐涛主编：《江华瑶族》，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9] 《湖南瑶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10] 访谈时间：2007年1月30日上午；访谈地点：西江村；访谈对象：赵远福（男，35岁）。
[11] 访谈时间：2007年1月30日上午；访谈地点：西江村；访谈对象：赵永福（男，53岁）。
[12] 访谈时间：2007年1月30日上午；访谈地点：西江村；访谈对象：赵远福（男，35岁）。
[13] 访谈时间：2006年3月26日晚上；访谈地点：西江村；访谈对象：赵永富（男，58岁）。
[14] 杨民康：《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187页。
作者简介：郑长天，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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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网 2008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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