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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黎明]略议“口述史”
——兼及口述采访的若干体会
  作者:闻黎明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6-05-04 | 点击数:10788
 


  盼望已久的“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在扬州召开的时候,我由于难以分身没有出席,仅提交了一篇体会兼感想式的短文。会后,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口述历史研究会的几位先生仍建议我再写点,盛情难却,权作是还债吧。

 

  “口述”的“史”及其目前的地位 


      
“史”始于“口述”

  谁都知道,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所有的思维活动,其累累果实都只能通过口述这种形式授受相传。其实,即使文字产生后的相当长时期里,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寻找食物填饱肚子是头等需要,因此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文字,仍然掌握在统治集团中少部分人手中,大部分历史故事还得依靠口授这种最古老的方式承传延续。今天,我们引以自豪的五千年灿烂文化,若说源头,几乎全部是一代接一代“传”下来的“说”,以至“传说”二字在中国语汇中,称得上是资格最老的前辈。

  不啻如此,即便中国文化经典之祖“十三经”中的《诗经》,也实乃一部口述记录。这部宏篇巨著的原始创作者,是芸芸众生的平民百姓,在还没有文字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用“歌”来抒发对生活的各种体验与美好追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多么朗朗上“口”的歌词。还有,《诗经》中屡屡出现的“兮”、“噫”,也同样是不同感叹的注脚。今天“诗歌”二字已组合成一个名词,实际上它原本是由“诗”与“歌”两个单词构成的,而且后者的出现要比前者早得多,因为只能是有了文字之后,才可能把“歌”记录下来,之后“诗”才能应运而生。古人云:“歌以言,诗以志”;也有人说“‘歌’的本质是抒情”,“‘诗’的本质是记事”(闻一多《歌与诗》),都说明了它们的区别。由此看来,把“诗”记录成“歌”的过程,就是古人所做的“口述史”工作。如今,《诗经》早已不单单是一部文学作品,在史学家笔下,它被剥去神秘的说教外衣之后,便成为了解远古社会与先民生活的一面镜子,淋漓尽致地发着它的史学功能。

  在封建社会中被作为道德规范教化蓝本的《论语》,说起来也是口述的记录。《论语》并不是孔子本人所作,而是孔门弟子们所辑成的孔子语录。除了这些私家著述,被推崇为皇皇“正史”的二十四史,列于首位的《史记》也同样采纳了大量的口述材料。所以,倘若要为口述史工作的前辈建一先贤祠,那么将司马迁的画像和牌位置于最中间大概不会有人反对。

  口述史的现今位置

  口述记录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是在历史长河的演进中,它却不身不由己地逐渐衰落了。这怪不得别人,只能怨它自己不争气。

  无须讳言,口述史料本身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弱点,因此自从有据可凭的文字记录产生后,它就不免相形见绌了。“口述”的弱点,主要在于它作为“史”时所固有的不确定因素。用“口”叙述某件事,即使在今天,也会由于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对象,而出现不同的表述。另外,口述本身也很容易走形,很难避免随意性,如果出现曲解就更不得了了。你想,司马迁若是果真保留下“命根子”,那么今天人们所知的西汉历史,怕就是汉武帝的“口述”了。类似之事,不胜枚举,可见“口述”要摆脱“适者生存”法则的约束,确实难度不小。

  再者,先人留下的文字史料可谓浩如烟海,取之不绝,既然有这么多可考可查可据的根据,“口述”就是再不情愿,到了出阁的时候也不能不出嫁,而且嫁出去不是做正室而是作妾,比起在自家当姑娘,自然矮人三分。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西方的口述史工作比我们发达,但在史料学科中也仍然处于从属的补充位置,只不过好比是侧室而不是妾,境遇比我们好些。这种客观事实,估计很难改变。说句得罪人的话,在史料学这个大家庭中,口述史可能永远熬不到当婆婆的份,今天我们之所以特别提出“口述史”,实际上争的是做一个名正言顺的媳妇的身份。

  口述史仍有顽强生命力

  话虽这么说,其实“口述”的生命力仍很顽强,虽然它不是须臾不可离,但人们还是需要它。看看书店里一排排体裁各异的回忆录,形式上似乎是“心述”,谁又能说它们不带“口述”的属性呢。对于史学研究而言,从事近现代史特别是当代史的学者在从事研究时,除了利用能够获得的文字资料外,哪个不是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采访当事者或知情人,只不过大多数采访成果只是片断或专题记录,不甚符合现代意义上“口述史”工作标准罢了。因此,口述史若要寻找一个向一门学科方向迈进,现实地说,还得从这里为起点。

  西方现行的“口述史”工程,建立在强大经济后盾的基础上,它们成立有专门的机构,聚集了众多的专门人才,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可惜,这些条件国内均不具备。眼下(也可能相当一段时期内),国内的史学耕作,主要还是“小集体企业”甚至“个体”经营,除非动用国家力量,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没有力量构筑西方式的口述史大厦。这一点,怨不得国家,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转型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需要提倡市场经济,在这种现实面前,作为无形遗产的口述史既不能成为一种产业,也不可能马上得到丰厚回报,剩下的路,就只能靠个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了。以我私见,史学家们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首先自己够将口头史摆在足够重视的位置上,并且在运用文字史料的同时,主动采撷口头史料以资补充。这,也许是目前口述史建设最起码的工作。

  当然,如果哪家大型“国营企业”意识到口述史的潜在价值,肯在这上面投资,我们真是求之不得。目前,在某些个别项目上,如新疆维吾尔族音乐、藏族史诗方面,业已有不小的投入,扬州大学这次举办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也显示了不求成本而着眼于学术建设的魄力,我们衷心希望能长期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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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网 20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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