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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一点体会
说起来真是惭愧，尽管我多么期望口述史能发展成一个专门的学科，可本人却很晚才有这种意识。不过，我倒从事过口头采访的工作，因此还算得上与口述史沾了点边。
从我的一部书说起
199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闻一多年谱长编》，这是一部兼有传记性质的史料编年，我的本意是希望通过相对彻底地收集与公布当时所能获得的与谱主有关的原始材料，以便让有兴趣从事闻一多研究的学者们，能够节省寻找资料的时间。令我没有料到的是，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哲学系邀请校内外40余位专家学者评选向研究生推荐的阅读书目时，这部书经过无记名投票，忝列选读书目之一。（此次共评选出古今中外必读和选读书目各30种。）2004年，台湾出版的美国加州大学教授何柄棣先生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书中说：“目前这部1100页、85万字的《闻一多年谱长编》，规模之大，内容之富恐怕是自有年谱专类以来所未有”。这些评价对我个人来说自然十分荣耀，但它同时也证明参加评选的各位专家和何柄棣教授，从一个侧面肯定了口述史工作，因为《长编》中容纳了大量当事者与知情人的口头访问资料，它们不仅充实了已知的闻一多生平，而且也填补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历史空白。由于文字材料总能有发现的机会，因此我个人觉得，《长编》之所以得到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抢救了相当数量的口述记录。
坦诚地说，我为编写《长编》收集资料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属于口述史范畴，只是为了谱主历史的系统与完整，在1986至1989年的三年中，先后到武汉、重庆、昆明、贵阳等地查阅资料，其中仅昆明就连续去了三次，前后共有六个月。在北京，我也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度过了两个冬天。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整整三年，我除了查阅了凡是能找到与谱主有关的旧报刊、旧杂志和历史档案外，还走访了五六十位与谱主有密切往来的同学、同事、朋友。当年的访问记录，累积有十个每册80页的笔记本。
当然，《长编》中的回忆资料也不全是“口述”的，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有些只能通过信访获得。虽然这类材料不是正式发表的专文，而是就某个专题的答复，但这种“笔述”似也可算作“口述”的另一种形式。在我保存的百余封信函中，就有顾毓琇、谢冰心、吴泽霖、王力等前辈的亲笔复函。
这里，有件长期埋在心底的感激，也想借机说出来。1924年，闻一多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留学时，写过一首英文诗《另一个支那人的回答》，我请住在我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永安里宿舍）的“九叶派”诗人袁可嘉先生翻译了这首诗。其间，一位热爱新月派诗歌的美籍台湾学者廖玉华女士拜访袁先生，袁先生说我就住在他家楼上，于是介绍我们相见。会面时，我提起自己很难得到台湾资料，如果可能的话，想与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女士取得联系，因为梁实秋《谈闻一多》的插页有一封闻一多信的书影，我推想也许还有其他信函，要是能得到那些信函的复印件，真是再好不过了。当时，我也只是这么说说，不曾廖女士利用返台探亲机会真的找到了韩菁清，而韩菁清也居然将梁实秋先生保存了60余年的闻一多十余封信函原件，托廖女士回北京时转给了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我一直没有适当的机会将这段往事公布于众，只好在这里对袁可嘉先生、韩菁清女士、廖女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口述资料能够解决某些关键问题
在为《长编》奔波收集资料时，我既没有听过“口述史”这个词，也没有这种意识，甚至连录音和拍照都没做到，结果当时的访问只留下些零散记录，今天想起真是后悔莫及，遗憾至深，恨自己太缺乏远见。不过，我总算多多少少接触到部分属于口述史范围内的工作，并且有些访问材料确实填补了史实所缺，补充了过程细节，其中对个别历史问题的澄清，也显而易见地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下面，举几个例子为证。
过去，人们对于上世纪20年代初期闻一多在美国发起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和回国初期从事的国家主义活动，仅从梁实秋和李璜的回忆录中有所粗略了解，但由于这两个人都被视为阶级敌人，故有的人根本不相信他们的回忆，有的人则尽量从善意出发加以解释。为此，我利用顾毓琇先生到北京访问的机会，专门拜访求教。顾毓琇先生当年在美国与闻一多、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共同发起大江会，是参与当时活动的仅存者。顾毓琇当时以及后来在给我的信中，都强调大江会就是“青年中国”。顾先生将他们早期的国家主义活动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青年中国”相提并论，这无疑为客观认识这些爱国青年的政治倾向，提供了可以参照对比的镜子。
再如，1943年清华大学解聘刘文典一事，与当时的清华中文系主任闻一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过去所有记述中，仅王力说他曾找过闻一多为刘文典说情。而这件事的起因、过程，是在访问西南联大学生萧荻时，才初步搞清楚的。后来，我在清华大学档案馆看到刘文典给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信，使此事全貌得到恢复。原来，这件事戏中有戏。1943年春，普洱大盐商张希孟以优厚的报酬，邀请刘文典为其母撰写墓志铭。刘文典赴普洱后，西南联大议论纷纷，时任中文系主任的闻一多认为刘文典不足为人师表，坚持将其解聘，并得到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支持。不过，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促成刘文典普洱之行的，竟然是皖南事变后疏散到那里的西南联大地下党员和进步骨干。而刘文典的到达，也起到客观掩护这批学生的作用。
还有，许多文献都记载了闻一多对1945年“一二一运动”的贡献，但所据者基本没有超出业已发表的史料与回忆，而我对领导这次斗争的中共地下党员、中国民主青年同盟负责人洪德铭的访问，则了解到闻一多参与筹备11月25日反内战讲演大会、“一二一惨案”后代表民盟与民青的合作等重要史实。这样，不仅使闻一多与“一二一运动”的关系得到从未有过的反映，而且表现出随着政治觉悟的提高，他已学会运用斗争策略与初步掌握了斗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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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网 20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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