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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柯什布拉特-吉布利特指出的，民俗学关心正在消失的事物，这当然不是绝对的。但也许与其他学科相比，民俗学关心得更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代笑话的流传和影印片断的收集正是由于它会迅速消失。不幸的是，文化的消亡不单是由民俗研究造成的，这正如死是客观事实，而不是生的虚构。研究机构、语言、行为、信仰和人本身都会消失。但说明“最后一个小时”与我们这一学科的密切联系以及就是它威胁着学科的存在（KirshenblattGimblett 1996:249），显然缺乏足够的证据，就像不能因为古生物学是研究生物灭绝的，就说这一研究威胁了古生物学的存在。真正能使古生物学消失的不是它总在研究灭绝，而是那些灭绝的爬行动物又重新复活了。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古生物学可能就变成脊椎动物学了。真正能影响到民俗学这样一个学科对文化消亡的贡献的，可能就是广泛而牢固的文化存留。关注消失的事项和研究消失本身并不等于宣告民俗学的消失。与其怀疑一门立足于研究正在消失的事项的学科，经过一些荒谬推理提出这会导致学科的消失，倒不如先建立起一套关于消失的理论。她宣称，文化研究应是研究当代的学问。但当代并不仅仅是与处于社会边缘的即将消失的过去相关联的事物。在消失缺席的情况下，还说什么“当代”呢？（K stlin 1997:263）
对她而言，文化研究是民俗的终点。这终点是“新纲领：能融合种族、性别、文化、国家的差异性，能清楚表述纷繁的多元化”（Groberg，引自KirshenblattGimblett 1996:251）。文化研究聚焦于差异性，民俗研究则关注共同体、团体和传统的多样性。她的观点因正确而被采用的时刻，难道就是拥有共同体、团体和传统的世界走到终点的时刻吗？难道学术研究也要随着共同体、团体和传统到达了终点而终止吗（Ortner 1984:157）？违背传统和传统的“发明”都要被理解为脱离传统吗？在某种意义上，既然柯什布拉特-吉布利特能设想出研究当代的学科，她应该也能设想到研究消失的学科。
柯什布拉特-吉布利特对“民俗”最奇特的批判是她对民俗研究所做的总结概括。她试图勾勒民俗学对民俗事项消失的潜在的消极作用，引用了莫纳·奥佐夫（Mona Ozouf）的概念——“令人羞惭的民族学”（Kirshenblatt-Gimblett 1996:247），即为传统信仰和行为的展示而羞惭。柯什布拉特-吉布利特提到19世纪一期德国犹太人杂志Sulamit上题为《犹太人令人厌恶的陋习、令人惊骇的风俗以及荒谬可笑的仪式大观》的文章，曾恶毒诽谤过犹太人的多种传统信仰和社会行为。德国进行的信仰改革却正在朝向这样的描述和尴尬境地，改革根据这些描述来定义和推动高雅文明的新行为。奇怪的是，柯什布拉特-吉布利特并没有意识到她现在对民俗所做的与德国犹太人对正统犹太教的传统观念所做的如出一辙。她归纳出民俗研究的一些特点，并认为这些是令人羞惭的展示。对她来说，令人羞惭的是民俗的展示深深地卷入到文化消亡的前奏曲中。民俗学本身正在成为令人羞惭的展示，这种展示将最终宣判民俗学自身的消失。从文化研究的立场看，应该把民俗研究从学术领域剥离出去，因为它是野蛮的过去留下的荒谬可笑的废墟，将贻害万年，就像犹太人杂志中诋毁的正统风俗一样，它们惟一的利用价值是用于收集、研究和展示。这也正是文化研究对民俗的处置态度：仔细审查历史和质询民俗研究。但这与民俗或民俗研究概念的继续使用毫无瓜葛。
她试图使我们相信学科的改变是自然而然的，这一现象已存在长达数个世纪之久并将继续存在下去。停止使用“民俗”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标识只是变化序列中的一小部分。她借用曾囊括多门学科的地理学的变化来解释她的观点。人们曾使用“地理”指称所有研究地球表面现象的科学，包括地质学、气象学、海洋学、植物学、动物学以及我们今天的人类学和民俗学。地理学系曾在每个大学都有所设置，而只有很少一部分保留至今。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也大大缩小为城市规划与环境研究和空间现象学（Kirshenblatt-Gimblett 1996: 249－250）。不过，她也指出，民俗学曾是语言学的一部分。民俗学从来都不是像地理学那样包罗万象的学科，它出现在美国的学科发展史上不过才40多年。而在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英语国家，民俗学的学科史还没有这么久。柯什布拉特-吉布利特说“这一学科已经老了”（1996:249），但难道要一门学科在45岁时就死亡吗？
对于将民俗研究纳入后学科领域，我不像本迪克斯和柯什布拉特-吉布利特那么乐观。在某些情况下，社会力量的存在可能会冲击社团和个体，使它们的变化超出人们的想像。尽管我十分尊重人们的想像力，但这个世界并不总是为我们的想像力提供快乐的天堂。乌托邦的理想总是要失败。这失败，不是因为想象和意愿达不到，而是因为没有认识到社会与精神力量并不完全受人支配（Schudson 1997:50－52）。我认为，只要官僚主义机构的学术研究和科学调查还存在，那些学科和学术机构就将存在下去。我倒希望柯什布拉特-吉布利特为民俗学设想的“后学科构造”（postdisciplinary formation）永远不要被建构出来。
为什么会有人提出取消“民俗”之名呢？放弃这一学科名称，谁会受益并怎样受益呢？我所能指出的是，那些主张放弃的人已经开始获益了。他们已经融入了相关的领域，成为诸如文艺评论家、历史学家、语言人类学家或文化研究的专业人员。相当一部分从事文化研究的人员就有民俗学的学位，但他们不再受“民俗”和“民俗学家”的限制。他们已仰仗他们的理论、调查、组织和文字能力变成了文化批评家。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人要看你的博士学位是什么专业。如果大多数民俗学学位获得者都像我这样看问题，那么甚至连民俗学已经腐朽的预兆都还不存在。就我的学位来说，我是哲学博士。对我来说，这名副其实。哲学，一直以来都是在所有学术领域进行理论工作的一把大伞。
为什么那些放弃了民俗学项目和概念的人对于让别人也同样放弃如此热衷呢？他们怎样从中获益呢？为什么美国民俗学会还要“支持它的成员在各自特定的机构设置中寻找标识这一领域的最佳途径”（Bendix1998:237），即便这一领域已经不是民俗学范畴了呢？如果这一领域依旧是民俗学范畴，为什么要放弃这一名称，为什么要放弃一个世纪以来从相邻学科中兴起以便容纳更大范围的从业者的努力？那些自称是民俗学家的人提出放弃这一名称究竟能增值多少？如果这一名称被取消，他们提到的“我们”究竟还能指什么？只有当“民俗”一词继续存在，才会有所谓的民俗学家存在。没有了“民俗”， “我们”也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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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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