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曼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的文章,即“社会学理论的终结:后现代的希望”(Seidman,1991)。在该文中,赛德曼区分了“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理论”。在他看来,“社会学理论”崇奉和迷恋于科学主义(scientism)和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试图追求一套正确的概念和解释策略的前提。但是,沉湎于基础性争论的社会学理论,几乎不能取得任何共识,因为作为基础的标准不可避免地是局部的、异质的甚至是不可通约的。所以,社会学理论实际上已经变为一种元理论话语,并日益地自我指涉,最终不过是一种有关研究纲领和经验分析的“合法化修辞”而已。而“社会理论”,从一开始就采取一种宽泛的社会叙事的形式,与时代的社会冲突和公共争论联系在一起,具有明确的实践介入的意图。因此,他坚决主张复兴古典社会理论中的“道德意图”及其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不过,他也指出,古典理论家未能对局部环境和社会多样性予以充分的关注,进而模糊了群体之间的差异,消除了人类体验的独特性,最终将支配和服从的体系合法化了,并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泛化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当然,在赛德曼看来,当代的社会学理论更家糟糕,以扭曲的认识论体操来替代具有历史和伦理意义的具体争论,将本质主义和总体化的倾向永恒化。因此,他觉得我们需要重新理解理论,摒除现代传统中的核心元假设,而将社会理论视为一种“具有道德意图的社会叙事”。
贸然断言“社会学理论的终结”,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同意。在回应的文章中,亚力山大就认为怎么也看到社会学的终结(Alexander,1991),而有人认为那不过是现代“意识形态的终结”(Lemert,1991)。不过,有人更是将后现代的立场推到极端,认为社会理论也应终结,因为对于认识论特权的后现代批判,究其根本是源于尼采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这种观点认为,没有事实,唯有解释,任何真理声称不过是权力意志运作的假象罢了。赛德曼的后果至上(consequentialist)的社会理论,在这种视角主义的元理论之下,也无立足之地,因为即便是局部性的条件和后果,也一样是难以讲述的故事,都是同质化的总体化努力(Antonio,1991)。
但有一点,赛德曼对社会理论的话语性和理论应当进入和影响公共领域的强调,则获得了不少的认可与附和(Richardson,1991)。事实上,对于叙事及其社会意义的强调,或者说一种“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无疑是20世纪末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几乎可以说是一场学术运动,当然,也是所谓的“后现代思潮”中的一部分,在各个社会科学学科中或多或少都有体现。叙事本来是语言学和文学所关注的,但自从利奥塔拒绝信任现代主义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以后,叙事就成了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热门词汇。根据利奥塔的观点,叙事主要是在传统知识中占据主导地位,尽管现代科学借助于启蒙叙事来为自己进行合法化。不过,利奥塔意识到,“‘小叙事’依然是富有想象力的发明创造特别喜欢采用的形式,这首先表现在科学中”(利奥塔,1979/1997:130)。
何为叙事(narrative,又译为叙述)?从拉丁词源来看,叙事(narros)就是认识(to know)(Emihovich,1995:38)。不过,就一般的意义而言,叙事是指任何散文体的话语,即任何由完整的句子构成连为一体的陈述的文本。在此意义上,叙事话语不同于具有韵律节奏的诗歌话语。社会学的研究资料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即简短的回答(比如国籍、兴趣领域)、数字格式(比如在特定的量表中就特定的话题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程度的数字)和叙事(比如有关回答者自己为什么对特定立场感兴趣的一段文字)(Polkinghorne,1995:6)。
这种对于叙事的宽泛看法,显然同巴尔特的观点颇为吻合。“叙事存在于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社会。叙事与人类的历史一起降临,没有叙事的民族何曾有过?所有的阶级,所有的人类群体,都有他们自己的叙事……叙事是世界的,是超越历史的,是跨越文化的:就象生命一样,叙事无所不在”(Barthes,1977:79)。巴尔特关于叙事的普遍存在的揭示,主要是立足于神话、传奇、寓言、历史、戏剧、绘画、电影与谈话之类偏重于文学性的题材。
但是,既然叙事无所不在,又何来叙事转向?原来,当今所谓的叙事,具有了一个更为明确而有限的含义,是指一种特殊的话语,即讲故事。在故事中,事件和行动借助于情节而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阿伦特(Arendt)曾言,“任何哲学、分析、格言,无论多么深刻,在意蕴的丰富和强度上,都不能跟一个恰当讲述的故事相比”(转引自Stephenson,2000:112)。而本雅明(Benjamin)则于20世纪30年代,在慨叹“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时曾说,“一种原本对我们不可或缺的东西,我们最保险的所有,从我们身上给剥夺了:这就是交流经验的能力”(本雅明,1936/1998:77-78),因为“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82)。本雅明发现,“经验已贬值”(78),而“消息的广泛传播是这种状况的祸首……每天早晨都把全球的新闻带给我们,但我们却缺少值得注意的故事,这是因为任何事件传到我们耳边时都早被解释的通体清澈”(82)。在本雅明看来,消息传播与讲故事的精神背道而驰。“消息的价值昙花一现便荡然无存。它只在那一瞬间存活,必须完全依附于、不失时机地向那一瞬间表白自己。故事则不同。故事不耗散自己,故事保持并凝聚其活力,时过境迁仍能发挥其潜力”(83)。所以,不难看出,复兴叙事的主张,是在一个意义缺乏的时代或者讲故事受到极大局限的时代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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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2008-09-24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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