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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使用价值，是物存在的根本，其意义深深地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系统之中。同一个物在同一个文化系统中，基于特殊的时空场合背景或具体的目的指向性，存在着差异化的使用和形态方式;同样，不同的文化系统面对同一个物时，基于价值观和认识基点的相异，也会因此归纳与总结出类似语言学中的“物的音位系统”，导致诸多“合理变体”的出现，并以某一个合理变体作为其使用及意义参照点，来确定涵括其他音位变体的存在。这也进一步说明了物本身所具有的多面性特征。以商品为例，具体来讲，商品作为物的一种呈现状态，承载着更为广阔的文化信息。“商品同人一样，亦具有社会生命。”阿帕杜莱在《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视野中的商品》一书中，如是说。在他看来，商品是一种特殊情境下的物，并不能一味地强调商品与其他物品的区别，而应该去关注商品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整个生命轨迹。商品也并不是纯物质的对象，它的使用总是与某种精神状态或社会情境相关联，从而展现着一定的社会意义，表现出一定的社会制约。一个意义丰富的物，必定展现出多种存在面向，也包括对物的转换、替换使用等，那么这种社会事实背后人的行为和认知问题以及社会文化动力更值得我们去深入关注。
在有关奴隶(制)的问题上，伊戈尔·科普托夫(Igor Kopytoff)以“文化传记”的方式给予了探讨。奴隶从人到物、再从物到人，即从人的商品化到物的人化这一转换过程中，奴隶始终不是一个固定的身份概念，也正是这种“物”的不同场景不同阶段的转换形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物所呈现的全部生命历程。如果说，物品的形态转换是其生命历程中的特殊阶段，也再现了另一个“物”的存在，那么，物品的生产与消费同样展现着一个历史化、情景化的过程。贝利(C.A. Bayly)在对印度生产的布的象征意义进行解读的过程中发现，布在前殖民地时期由体现着社会地位、财富、社会秩序的象征以及充盈着特定精神的物，转变成了民族精神、民族认同，尤其是国货与洋货生产与使用的标志。布的功能角色的转变依旧在整合印度各联邦和社会种姓制度方面起到重大的作用。在政治性的运作上，甘地更是将印度生产的布视为民族国家的象征，布匹生产也由此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经济活动。
对物的探讨方式上，所着重的物性不同，但是物的某种性质上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也往往与其存在之历史与社会经济条件有关。西敏司在《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一书中，阐释了糖从十五世纪前的药品和调味料，到十五世纪后的奢侈品、装饰品，以及十七世纪之后一跃成为民间大众日常消费品中的一员，成为工业化生产的商品的过程。通过糖的使用及存在形态的历史性梳理，作者着力将糖的生产与消费过程与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关系、早期资本原始积累与奴隶化生产以及权力问题勾连起来，呈现了糖的历史命运和社会形态，并在此形成了一个鲜活历史文本。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地位作用之转变，赋予了其新的历史意义，也使“人们在自身形象方面、在形成反差的新旧生活品质的观念方面以及在日常生活组织方面异常深远的改变”。
三、结 语
作为一个文化之物，人类共同体及共同体之间特定的社会关系得以构建、协调和维持。当我们视物的流动为具体社会关系的表达时，我们只是在一个静态的文化系统，即群体内部来认识被文化伦理道德附加了特殊内容的物的特性。物品流动所展现的文化意义远不止于此，“意义，简单来说便是人们活动的产物。这并不是说文化仅只是(或者简化为)人的行为。然而，不问意义是如何注入行为的，只关注结果而忽视过程，则是对历史的一再漠视。文化必须被理解为不仅仅是一种产物，还是一种产生过程;不仅是被社会所建构的结果，也是社会建构的过程。”由此，物的“再脉络化(recontextualization)”成为了可能，并且也具有可突变性(mutability)”的特征。“物并不是只在于它于过去如何被造成的，而是它不断被加上许多新要素变成了纠结物(entangled objects)”。
抑或说，这种纠结物的产生是一种传统再发明、再创造过程，是物品进入某一文化体系时的调适过程。当物流动于不同的文化体系当中，或经历了历时性变迁时，物的形态发生了转变及原本的文化意义或是被保留，或是被增减，或是被重新赋予。可以说，物的任何存在形态和意义功能都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只不过是我们在某一具体文化场景或社会结构中来审视所谓的“绝对”与“相对”的物性罢了。现代社会的物逐步完成了自我解放，割裂了物当初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化身并以拟人态方式存在的与人的亲密感，作为一套独立的语意结构系统而存在。物的文化意义，也基于不同的社会结构而被重新定义与梳理。也唯有此，通过这种共时和历时维度的考察，才能更好地理解一个物所展现的全部意义以及与人、社会结构之间的密切关联。
(文章来源：《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14辑。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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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会
【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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