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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的存在形态、转换及其文化意义
人与物、物与人的关系存在，始终建立在一个文化的认识基点上。当我们通过某一具体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观赋予物品，或在这种关系的逆向转换中即“人为何物”之时，两者呈现出相辅相成的对应关系。在对物的探讨中，我们主要指向的是传统意义上物的人化过程，即某一文化系统中的物在被赋予特定的文化信息后而具有的价值和使命，并成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存在于社会之中。但如果我们反过来思考这个问题，即人又为何物时，或许会给我们带来关于人与物之间更深的理解。
“献祭”(sacrifice)，即把人作为牺牲品(物)供奉给他人或神灵享用。人变成了一个实在的消费品被神灵或他人而消费，也成为了人被物化的过程。王铭铭在福建山区的调查中，观察到了一种名叫“关代人”的仪式，通常是在祠堂超度祖先亡灵之后举行。其仪式内容是鬼王康王爷要来阳间买人引这些人回阴间，洗刷这些人的罪恶，让他们再恢复生机。为了代替活人，村民们选用了“代人”这一方式。他们将糯米饭盛在碗里，放上两个鸡蛋，再插上一个纸人。意即让这个代人吃得饱饱的替活人到阴间走一趟。在王氏看来，仪式中呈现的物与精神的转换，正是人作为活生生的物向沉寂之物转化的过程(死亡过程)。死人被活人消费后成为活人的祖先，而活人被活人消费后成为活人的“牺牲品”，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人的物化和圣化。
人与物的角色转化，在现代社会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价值的普适标杆下，所有的物品都可以以商品形式自居，以凝结其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作为其对等交换的理论基础，这给物品的流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物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之一，始终和人一起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两大生产力要素不同的流动方式也反应着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结构状况。当生产资料成为“有目的的生产生活的手段和材料”时，人的流动性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如在农业时代，人口的繁盛和增长是经济发展繁荣的显著标志。反之，当生产资料转化成“吮吸他人劳动的手段”，而把人“当作自己的生活过程的酵母来消费”，即在劳动条件使用人的生产体系中，物成了统领人而存在的生产力要素，物的流动便具有了决定性的作用。现代社会即是这样的人与物相分离、对立的社会，人成了物流动的附属品。服从于资本的律令、对利益的疯狂追逐，在这样的社会中，人即使获得了展现自我价值的绝妙机会，但也完成了人的“异化”。人不再成为自己，其生存亦不是为了自我发展，而是成了他人或自身经济利益的手段，成了非人的经济机器的工具。
而当物的存在形式“不再是对物品功能的使用、拥有等;不再是个体或团体名望声誉的简单功能;而是沟通和交换的系统，是被持续发送、接收并重新创造的符号编码，是一种语言”时，物的中心意象转变了。原本附着在物身上的道德、情感、巫术力量以及权势地位等象征性因素被完全抽离原出来，成了一个可以随意“操弄”、“组合”的对象。这就是现代社会，具体说来是现代的消费社会带给我们的景象。“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objects)的包围。”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的开篇这样写到。在对充斥以及包围着人的物的分析上，他指出以往的分类标准如大小、功能化程度、传统意义、所作用的物质对象、使用层面的社会化程度等都不足以对物进行深刻的解读，也都显得武断琐碎。在他看来，物的研究应是一套结构语意系统的研究，即是“对物所安设的一套或多或少合理一致的意义构成系统的研究”。物也由此超越了它们原有的道德秩序安排，融入进“一个普遍的记号体系中，成为游戏、排列组合、计算中的一个元素”，物也完成了自我的形而上学。也正基于此，鲍德里亚声言：“我们分析的对象不是只以功能决定的物品，也不是为分析之便而进行的分类之物，而是人类究竟透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以及人际关系系统”。
如果说，物从来就是一个文化之物，一个饱含并充盈着具体价值观的生命体。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一文化之物从来也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存在，是在社会赋予它以社会地位之时，物品就已经参与进了“一个道德秩序凌驾空间秩序的整体”之中，从而“物品不再存在于它们的目的性中，它们只是在彼此的关系中存在，使得我们所消费的东西，只是一个符号体系。”可以说，物的存在始终是一个序列的呈现，或者说是一种文化逻辑的驱动且具有文化的特殊功能性。如果我们承认，“人们对生活的看法并不是受特定的物质条件决定的，而是，人们对生活的看法决定着人们的物质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方式”的话，对物的使用和消费也依然是一种文化逻辑观念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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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会
【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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