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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传记全文基本是将《新唐书》中的孙思邈本传简化拼接而成，只有六处不同，已在引文中依序标黑，这些差异除了第一条不知用意之外，其他5条均指向洪洞本地，分析如下：
(2)新增“寄迹于邑之城南二里坂”，表明孙思邈在洪洞生活过很长时间，这也是将之归入“寓贤”类的主要原因。
(3)新增为唐太宗治病故事，不见任何书籍记载。山西中南部广泛流传着唐太宗转战的各种传说，此当为洪洞本地传说。
(4)孙思邈只有被宋徽宗敕封为“妙应真人”，从来没有“安乐真人”封号的历史记录，当为民间信仰模拟敕建封号所为，而栽之于唐太宗头上。
(5)两《唐书》均为“鄱阳公主”，现改为“平阳公主”，平阳府乃洪洞所属的临汾市，一字之改，心地昭然。
(6)两《唐书》未书其卒藏之地，今增添“葬于邑之孙张村”，亦是本地遗迹使然。
毫无疑问，这篇妙文新增或改窜的上述五条，中间三条是叙述孙思邈的传说事迹，而头尾两条，对应了洪洞县的两个地名：前者是长期生活的地方，后者是卒藏之地。查阅该志，卷八“坛庙”中有两“孙真人庙”，一在城西北，一在县南，后者即城南二里坂也：“孙真人庙，在县南安乐坂，内塑唐神医孙思邈像。元至正间，里人贾奇建。万历初，邑绅晋朝臣重修。清咸丰、同治间复修之。每岁四月二十日，四方进香者络绎不绝，商贾辐辏，五日始罢。”同卷“丘墓”中又记载：“唐安乐真人孙思邈墓，在县南二十里孙张村(安乐村北亦有墓)。”[22]可见，这篇传记，实际是将洪洞境内两个关于孙思邈的传说地点文献化、“正史化”[23]了。事实上，这篇传记早在雍正版的县志里面就已经存在，只是少了最后(6)那几句话，因为该文是附于“孙正人庙”[24]条目下的补充说明，不必照应到别卷“孙正人思邈墓”下“县南二十里孙张村”的文字。而民国版县志是在“人物志”里为孙思邈单独列条目的，自然可以踵事增华，面面俱到了。
这是当地民间信仰传说被正规乡邦文献认可并“正史化”的极佳案例，我们不知道这些地方性知识到底是地方民众全体共享的，抑或仅是个别民俗精英比如赖北生之类的内部写本，但我们可以确知，地方志一类的乡邦“正史”，从地方性知识的传播链来说，它是内部写本的终端，同时又是外部写本的开端。笔者相信，像赖北生、罗兴振这些民俗精英和地方写手们，一定无限希望自己的写本能获得这样的荣宠吧。
注释：
[1]本文中地名均为真名，人名全是化名。
[2]“内部写本”这一概念，系笔者的学生王尧首先创设。参见王尧《民间传说的内部写本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2010年;王尧《内部写本与地方性传说——以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传说圈为中心》，《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5期。
[3]叶健是赵城人，赵城原是与洪洞并列的县级单位，现已并入洪洞县，但在当地人的观念中，两地还是有明显差别的。这段话中的圣王村是洪洞县明姜镇的一个村子，被多数人公认为舜王的出生地，而赖北生则努力论证舜王出生地是他所在的万安村。
[4] 2008年4月8日，陈泳超等在山西洪洞历山上访谈叶健所得。
[5] 2009年5月22日，陈泳超等在山西洪洞历山上访谈叶健所得。
[6]本文所录写本文字均依原样，再明显的文字、语法错误也不加改动，用以展现各自的写作风貌，下同不注。这首诗中的“桥牛”是舜王的祖先，“淘气”显系“陶器”之讹。
[7] 2009年3月29日，陈泳超等在山西洪洞万安村访谈常北增所得。
[8]我们所获赖北生的写本共9个小册子，其中七本是后来统一打印的，有两本是早年的印刷品，其一名为《尧舜故乡传》，16开手刻与铅字混杂油印本，无特制封面，简单装订而成，日期为“一九九〇年元旦”;另一本名为《尧舜故乡情》，小32开铅字排印本，有特制封面，日期是“一九九〇年五月初五舜王生日出版”。两者内容、文字上其实差异不大，但前者曾在羊獬庙会上出售受阻，这一事件至今尚被人提起，故这里以此版为赖北生的代表作予以分析。
[9] 2008年5月31日，陈泳超等在山西洪洞羊獬村访谈张梁子所得。
[10] 2008年5月30日，陈泳超等在山西洪洞历山上访谈罗兴振所得。
[11] 2008年4月7日，陈泳超等在山西洪洞历山上访谈罗兴振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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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微信平台
【本文责编：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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