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娥皇、女英尊从母亲的教导，逐家逐户去传授。大姑姑娥皇教方法，二姑姑女英现场做示范，这就丰富了原始社会人类的饮食文化。当地人不忘二位姑姑的恩德，有一首歌谣传诵至今：
大姑姑架火烧豆子，
二姑姑添水成豆花;
豆花软，豆花绵，
爷爷娘娘(nie nie)好喜欢。
这段文字充分体现了吴青松写本的三大特色：第一、具有高度自觉的道德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第二、以通行的社会发展史框架为传说发生的真实背景;第三、在描写信仰传说的同时，附带解释很多当地风俗的来历。他自己对上述写本段落是这样评论的：
比如你们都听过两个姑姑争大小，罗兴振也这样写，我一直反对，这次我全把它正过来。我的观点是：作为古典贤圣，以仁爱为本心，应该礼让，姐妹俩不礼让，后人是什么榜样?再从历史的角度讲，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国的婚姻制度好多是群婚制，就没有大小这回事，没有这个意识，后人为什么硬给安插上争大小的意识?这就有了争名利，没有礼让。作为大家都尊崇的圣贤，传说应该是正面形象还是负面形象?对后人是有教育意义还是没有?我在历山讲了以后又在这(羊獬)讲，就统一了这个观点。[13]
这就清晰地呈现了上述前两点，至于第三点，他也有直接的表述：“每篇都和民俗结合，又得有故事，没有民俗就觉得挖掘的力度不够”[14]，上述段落就顺带解释了本地“捣豆子、磨豆子、碾豆子、煮豆花”的来历，在他的写本中，尧舜以及娥皇女英还有磨、碾子、烤饽饽、历法、流星锤等一系列原始发明，多得如同赖北生对于舜王祖先的发明一样，令人目不暇接，遑论记忆了。
吴青松以道德水准、社会发展史和民俗来源三项利器，想尽办法为传说人物改造或新编出各种越来越伟大的事迹，不仅希望以此建立读者对祖先和神明的尊崇感，更深层的心理，笔者以为是希望以一种区域内最有学问者的身份，来彰显其话语权力，获得教化民众的满足感，他甚至对包括罗兴振那样的老牌民俗精英也持有居高临下的心态：“对人不能苛求，他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对这个他不可能，我一辈子从事教育，你不能苛求罗兴振像我这样讲，我不苛求罗兴振，但我要把他说服过来，不知你们老师的主导思想是什么?我的观点就是民俗要为当今社会所用。”[15]
笔者非常担心这样的大面积改动，会影响到传说的生动性，对广泛传播的原有传说可能带来损伤，毕竟，民间的传说演述，原本是非常轻松随性的，并不必然需要负载道德、文化等等之类的太多使命。吴青松不以为然，他很自信地对我们团队成员说：“文学的创作，正统的里边也可以有趣味性。我写的两个人刚开始吃豆子，后来煮豆沙，一切以孝心为主，包括纳鞋底，也把二姑姑的个性，下河摸鱼，上树，活泼开朗的个性也写出来了。”[16]
我们以上述引文为例，这个作品或许作为书面阅读，从细节和文字来说，确有生动之处，但是笔者认为，民间传说向来最注重的是情节简单明了的直接趣味性，尤其是口头讲述，绝不会太多致力于静态的细节描摹。吴青松也很注重占领群众口头传播的阵地，为此在每篇之后，总要编一段顺口溜，以便于群众传诵。而且，他说每写好一篇，就先给羊獬村民吴克勇及几个村干部、会社执事口头讲述，让他们茶余饭后在村里宣传，然后反馈意见，斟酌吸取。但据我们观察，在这些人面前，吴青松自视较高，对他们的意见，总能头头是道地反驳回去，很少听取。那些村干部本就对传说不很关心，偶有疑问，被反驳后往往也就顺从了。而所谓的让吴克勇等在村里宣讲，实际上就是吴克勇和家人、好友小规模地讲，也未见获得什么认真的反馈。总之，吴青松尽管对他人持虚心请教的态度，但实际上只是希望说服别人接受他的写作。几年下来，我们看到他的写本，除了文字润色以外没什么变动。
但是，随着吴克勇的意外身故，吴青松在写本版权问题上与吴克勇的后人发生了纠纷，现已悄然退出整个“接姑姑迎娘娘”文化圈的视野，他那一度颇为投入的传说写本，至今尚未印刷出版，而最近两年在该文化圈内，我们几乎听不到什么人会讲他改造或新编的传说，偶尔听到一点蛛丝马迹，也来自当初曾与吴克勇非常接近的村民。
从改革开放一直到今天这样较长的时间段来看，当地所有写本中最有生命力的，还是要数罗兴振的写本，除了写作能力之外，笔者以为最要紧的是，它比较尊重民间传说，基本保留了当地传说的主干结构和风格，这或许值得深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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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微信平台
【本文责编：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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