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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与人类学有一共同概念，即田野，考古学讲究田野发掘，人类学则强调田野调查。窃以为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所谓田野，译自field，其本来意思应该是“实地”，强调离开单纯的书斋，进入研究对象活动的实地，共同感受实际的生活。相对于封闭的书斋，这些实地固然大都是野外，但田野容易使人误解为乡村的田园，而实地则不仅仅指乡村，也包括市镇乃至都市。因为考古学和人类学都未将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局限于乡村。人类学虽然渐渐将研究领域由初民社会下移的农业社会，乡村也只是关注的重点而非全部。
将field译为田野，容易导致误解其本意，而改变其应有的指向。就史学而论，迄今为止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田野发掘或田野调查，虽然引起眼光向下的重建民史努力，仍然没有充分发挥其潜力。尤其是“文明社会”已经改变了初民社会的浑一，多数史料并不直接反映民众的思维行为。一味眼光向下，反而会忽略历史的整体性或以初民社会的观念来理解中国。所以不赞成农民战争史的人往往说要将历史研究的重点从国王和战争转移到普通人民身上，只有篡改历史证据才可能办到。(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21页。)人类学者在处理历史问题时，常常会将调查材料直接作为史料来运用，或是以调查的体验作为理解史料的钥匙，其假设前提，无疑是认为下层社会的变动比较缓慢，可以长时间为衡量单位，或者所关注的多属文化习俗，本来就没有什么变化。顾颉刚由对现代民俗学的意味而解释古代的各种史话，主要也是循着这一路径。这样的相似极易导致看朱成碧的先入为主，去古代社会的真实依然相当遥远。而费孝通与吴晗合作时，态度更像是社会学家。反之，人类学者进入异文化系统之中共同生活的设身处地，以及调查时更加重视如何回答而不是回答什么的临场体验，对于理解和认识历史人物(无论个别还是群体)的思维行为乃至社会的制度习俗，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如果在空间的“实地”之上，再加入时间的成分，通过对各种史料的了解把握达到亲临现场的效果，则有助于回到当时当地的“历史现场”，其应用范围可以大为扩展，而不仅限于民史的建立。
所谓回到历史现场，不仅要回到一定的空间位置，回到事情发生的那个时代或那段时间，而且要设法回到当时当地，回到事情正在发生的过程之中。考古学后来的发展，更加重视观察地层形成时发生的情形，以达到亲临现场，身历其境的效果。回到历史现场，就是要和历史人物一起经历其事，而且不是作为旁观者，也不仅仅是参与者之一，而是和所有亲历者一起经历他们各自所经历的全部过程。人类学的实地调查，严格地说并不是外来者的调查，而是通过参与实地生活，成为文化内的一分子，用由此获得的体验和感悟来理解当地人的思维和行为，而不是借助于外来者的猎奇记录品头品足。犹如上演一出戏剧，研究者如场记，知道每一位角色做什么和为什么会这样做。他只是客观地层示实情，而不必导演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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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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