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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到历史现场
考古学和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以眼光向下推动了民史的建立。不过，由于学科背景的不同，也产生了一些令史家困惑的倾向。有的在人类学范围内已经有所讨论，有的则是超越人类学范围才显示出来。就史学而言，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史学以史料为依据，以往的史料大都为文献记录，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影响下，不仅文本的史料类型大幅度增多，各种实物、图像和口述资料也进入史料的范围，而考古学和人类学却有着离开文献的趋向。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本来都是所谓初民社会，基本没有自己的文献记录，因而两个学科共同强调实地作业。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基本是脱离文献的研究。人类学在开始阶段虽然依靠文献，但那是各种外来人的记录。正如费孝通所描述的英国新旧两代人类学者的差别，弗雷泽(James Frazer)很像中国旧式的冬烘先生，高坐在书斋的太师椅里，伏案终日博览群书，阅读一叠叠从英国当年旅居在广大殖民地上的官吏、商人和传教士寄回的书札杂记，用进化论构筑海外各地土人生活的理论。马林诺斯基(B. Malinowski)则反对用异样的眼光将土人的行为和思想看得乖僻离奇，主张实地和土人们一起生活，从内部真实体验和了解他们的文化。所以他呼吁人们从关闭的书斋走出来，到人类学的田野里去吸一下清新的空气。(注：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第132—133页。)
中国早已脱离初民社会，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一以贯之，有着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考古学的文明史部分，不仅不能摆脱文献和器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印证文献的古史记载。傅斯年针对李宗桐所说古史的定夺要待后来之掘地的看法告诉顾颉刚：“诚然掘地是最要事，但不是和你的古史论一个问题。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这只是中国初期文化史。若关于文籍的发觉，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许文书的发现，这等事例岂是可以常希望的。)而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这是不能为后来的掘地所掩的，正因为不在一个题目之下。岂特这样，你这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现存的文书如不清白，后来的工作如何把他取用。偶然的发现不可期，系统的发觉须待文籍整理后方可使人知其地望。所以你还是在宝座上安稳的坐下去罢，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陷了下去。”(注：《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傅斯年选集》，第147页。)
关于不同国度史料与史学的关系，章太炎有过整体性的评论。他指责“今人以为史迹渺茫，求之于史，不如求之于器”是“拾欧洲考古学者之唾余也。凡荒僻小国，素无史乘，欧洲人欲求之，不得不乞灵于古器。如史乘明白者，何必寻此迂道哉?”中国即是“明明有史，且记述详备”，可以器物补史乘之未备，而不宜以器物疑史乘，或作为订史的主要凭据。(注：徐一士：《一士类稿·太炎弟子论述师说》，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5—108页。)李宗桐误以为欧西古史资料多，其实不然。葛兰言当年试图研究欧洲的古代民史，因为缺乏资料，不得不转而研究中国。中国古史文献繁多的特点，一直制约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虽有地上与地下之分，仍然是以文献证文献，而不是以古器订古史，更不是以发掘重建古史。1930年代成立于北平的考古学社，对于掘地和金石学同样看重，其所谓考古，主要还是考证文献记录的古史系统。所以社会人类学者抱怨道：欧洲的考古学包括古地理学、古动物学、古植物学、先史人类学、先史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古语言学，而中国现代学者往往仅知在文字学一方面努力。(注：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杨堃：《社会学与民俗学》，第124页;原载《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3、4期和第2卷第1期，1943年出版单行本。)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批新锐考古学人对于中国考古学与文献的密切关系依然感到困惑。对夏文化的期待成为中国学人的重要情结，背后也受此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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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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