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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眼光向下
重在民史和寄望掘地，都可以说是“眼光向下”的表现。民国学人创新史学的努力，仍然沿袭前贤指示的路径。这与其说是清季学人的眼光敏锐，毋宁说是时代的潮流和趋势。不过，民国时期史学的建树，开始是包含在门类甚多、取径不一的整理国故之中，而整理国故最初由胡适的用西方系统条理中国材料和提倡科学方法抢了风头。胡适对于民史的开发似乎不够热心，加上不满于经济决定论有过于武断之嫌，使其对于唯物史观相当怀疑，也是明确表示过不能苟同唯物史观的少数学人之一。稍后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引起一场关于中国旧籍与上古历史的讨论，主要取向还是继续胡适的理念，要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史料。因此一度民史的建立似有被忽视甚至被遗忘之嫌。1926年初，魏建功撰写了《新史料与旧心理》一文，对顾颉刚、钱玄同、柳诒徵等人关于古史的争论发表意见，虽然他站在顾、钱的一边，对柳诒徵的观点和态度不以为然，但他的结论却超越了争论的主题，重提民史建树的方向。他说：
我的结论：中国的历史，真正的历史，现在还没有。所谓‘正史’，的确只是些史料。这些史料需要一番彻底澄清的整理，最要紧将历来的乌烟瘴气的旧心理消尽，找出新的历史的系统。新历史的系统是历史叙述的主体要由统治阶级改到普遍的民众社会，历史的长度要依史料真实的年限决定，打破以宗法封建等制度中教皇兼族长的君主的朝代为起讫;历史材料要把传说、神话、记载、实物……一切东西审慎考查，再依考查的结果，客观的叙述出来。如此，我们倒不必斤斤的在这个旧心理磅礴的人群里为新史料的整理伴他们吵嘴，把重大工作停顿了!(注：《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1926年1月27日)。)
魏建功批评“国故”能叫人钻不出头，与顾颉刚的看法不尽相同。他的意见，显然是希望后者跳出“国故”的纠葛，回到社会学和考古学所指示的眼光向下的轨道上去。其实，在这方面，顾颉刚与胡适的看法也有所分别。师生二人都重视国学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具体而言，则侧重不同。胡适认为(或者至少同意)：“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因此他所设定的总系统是一部包括民族、语言文字、经济、政治、国际交通、思想学术、宗教、文艺、风俗、制度等10项专史的中国文化史。(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这虽然可以说几乎等于一部通史，却并不着重于民史。
顾颉刚的看法在所撰《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辞》中有明确表述：“国学是什么?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乍看上去，这与胡适的意思并无太大区别，不过顾颉刚是在回答近来常有人说“我们应当研究科学，不应当研究国学，因为国学是腐败的，它是葬送青年生命的陷阱”的批评时做这番表述的，他强调“在故纸堆中找材料和在自然界中找材料是没有什么高下的分别的”。可是就在这一年，胡适面对陈源等人的批评，却部分改变了原来对整理国故的看法。1919年，胡适在回答毛子水关于整理国故益处不大，世界上许多学术比国故更有用的议论时说：“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注：《论国故学》，《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30日)。)而这时胡适却“深深忏悔关于研究国故的话”，呼吁青年离开国学这条死路，去走科学的生路。(注：《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北京大学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号(1926年7月)。)这也是1928年至1929年后师徒二人渐行渐远的潜因之一。此事后来两人都主要从疑古和信古的分别来理解，其实深究起来，应该还有另外一面。
顾颉刚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辞》，首先是针对社会上对于不同类型的材料所表示出来的偏见。1925年12月，北京大学举行27周年校庆纪念会，国学门开放供人参观，参观者先到考古陈列室，很感到鼎彝的名贵，再到明清史料陈列室，也感到诏谕的尊严，最后到风俗和歌谣陈列室，很多人则表示轻蔑的态度。顾颉刚认为：“我们对于考古方面，史料方面，风俗歌谣方面，我们的眼光是一律平等的，我们决不因为古物是值钱的骨董而特别宝贵它，也决不因为史料是帝王家的遗物而特别尊敬它，也决不因为风俗物品和歌谣是小玩艺儿而轻蔑它。在我们的眼光里，只见到各个的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这些东西都有它的来源，都有它的经历，都有它的生存的寿命，这些来源、经历和生存的寿命，都是我们可以着手研究的。”(注：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辞》，《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顾颉刚虽然强调材料的平等，毕竟受个人训练的约束，对于考古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研究古史计划，只是准备研究古器物学，而未及真正的考古发掘。胡适、傅斯年等人在这方面比他要彻底。胡适在赞同顾颉刚疑古之初，即主张先把古史缩短两三千年，“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注《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2页。)对此顾颉刚没有正面回应。他无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但他立志首先要“破坏伪古史的系统”。(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一)，第50页。)所以当李宗桐提出研究古史载记不足征信，“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时(注：《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古史辨》(一)，第270页;原载《现代评论》第1卷第3期(1924年12月27日)。)，顾颉刚同意这是极正当的方法，应当极端注重发掘，却还是认为其论断“颇有过尊遗作而轻视载记的趋向”。他的理由是，“无史时代的历史，我们要知道它，固然载记没有一点用处;但在有史时代，它原足以联络种种散乱的遗作品，并弥补它们单调的缺憾。我们只要郑重用它，它的价值决不远在遗作品之下。”(注：《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一)，第270页;原载《现代评论》第1卷第10期(1924年2月14日)。)
顾颉刚的意见涉及考古学与中国史料的关系，相当复杂。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他已认为“经籍器物上的整理，只是形式上的整理;至于要研究古史的内部，要解释古代的各种史话的意义，便须应用民俗学了。”他并且坦承：“老实说，我所以敢大胆怀疑古史，实因从前看了二年戏，聚了一年歌谣，得到一点民俗学的意味的缘故，”(注：《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古史辨》(一)，第214页。)由于当时所讨论的古史，大都在商周以降的有史时代，顾颉刚实际上更加注重载记。只是他力图摆脱经学正统对于古史的解释，决心致力于“(一)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二)把古今的神话与传说为系统的叙述”(注：《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一)，第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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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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