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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还显示，至少在目前，使用long来替代dragon无助于龙的正面意义传播。而且，即使long与中国文化的象征意义日后得以建立，其传播效果也将主要由其象征的对象——中国文化、中国人——以及中国与他国的实质关系来决定。
本研究表明，负面说错误地将历史的记载与今天的记忆和判断等同起来，漠视了历史记忆与今天的行为在大脑中的联系机制，忽略了动机在记忆使用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用二十多年前流行学界的比喻去表达，历史或以所谓“积淀”的方式存在于记忆之中。研究启示我们，要理解历史记忆如何作用于今天的行为，不但需要明白历史上曾发生过什么，记忆中究竟“积淀”了什么，更需要了解那些“积淀物”怎样出现于我们的知觉里，怎样在与我们身处其中的环境相互作用中，塑造着我们的判断、感受和行为。
葛岩兼职的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秦裕林任职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心理学系为本研究提供了许多便利，特此致谢。卡内基—梅隆大学安德森（J.R.Anderson）教授、匹兹堡大学许倬云教授和我们讨论过选题与方法；许教授还拨冗阅读了本文初稿。北京大学侯猛博士和段映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徐剑和阎峰副教授分别提供过建议或参考资料。卡内基—梅隆大学吉安（Pat Guann）先生、深圳大学学生窦亚南、张晗、卢嘉杰、严丽娜、何俊涛、文炳森和上海交通大学学生邓西雅曾协助测试，其中，何俊涛主持了测试Ⅲ。此外，匿名评审人对本文初稿提供了建设性意见，特此一并致谢。试验性研究（pilot study）指利用小规模便利样本所做的有初步测试性质的研究。其目的是消除研究程序、测试方法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为最终的研究做好准备。参见R. Wimmer，J.Dominick，Mass Media Research：An Introduction，Belmont，CA：Wadsworth，1991，p.65.
注释：
①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上），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574页。引用时对译文略做调整。
②拉里·萨姆瓦：《跨文化传通》，陈南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63页。
③有关西人将龙译为dragon的历史考证及欧洲诸国不同的译法，参见李奭学：《中国“龙”如何变成英国的＂dragon＂？》，《读书》2007年第5期。
④冯世则：《关于“龙”的翻译》，《文汇报》2007年2月23日，第3版；薛涌：《“龙的传人”新解》，《南方周末》2007年1月4日，B15版。
⑤李奭学：《中国“龙”如何变成英国的＂dragon＂？》，《读书》2007年第5期。
⑥陈冰：《“福娃”的英文名该叫什么？》，《环球时报》2006年10月31日，第11版。
⑦见黄佶网页，http://www.loong.cn/，2007年2月1日。
⑧有关“负面说”的基本观点，参见黄佶的网页，http://www.loong.cn/，2007年2月1日；陈冰：《“福娃”的英文名该叫什么？》，《环球时报》2006年10月31日，第11版。
⑨冯世则：《关于“龙”的翻译》，《文汇报》2007年2月23日，第3版。
⑩J.R.Anderson，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New York：W.H.Freeman and Company，1995，pp.152—159.
（11）R.H.Fazio，D.M.Sanbonmatsu，M.C.Powell，and F.R.Kardes，＂On the Automatic Activation of Attitud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52， Issue 2，1986，pp.229—238.
（12）乐国安：《当代美国认识心理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46页。
（13）R. Lutz，＂Changing Brand Attitude through Modification of Cognitive Structure，＂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vol.1，no.4，1975，pp.49—59.
（14）I.Ajzen，＂Nature and Operation of Attitude，＂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52， 2001，pp.27—58.
（15）I.Ajzen， M.Fishbein，Understanding Attitudes and Predicting Social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80，p.11.
（16）D.T.Regan，R.Fazio，＂On the Consistence between Attitudes and Behaviors：Look to the Method of Attitude Formati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 13，issue l（Jan.1977）， pp.28—45；J.W.Downing， C.W.Judd，M.Brauer，＂Effects of Repeated Expression on Attitude Extremity，＂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63， no.1，1992，pp.17—29.
（17）S.E.泰勒、L.A.佩普劳、D.O.希尔斯：《社会心理学》（第10版），谢晓非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3页。
（18）C.L.Costley， M.Brucks，＂Selective Recall and Information Use in Consumer Preferences，＂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vol.18，no.4（Mar.1992），pp.464—474.
（19）J.W.Payne，＂Contingent Decision Behavior，＂ Psychological Bulletin，vol.92， no.2，1982，pp.382—402；R.Wyer， T.Scull，＂Human Cognation in Its Social Context，＂ Psychological Review，vol.93，no.3（Jul.1986），pp. 322—359.
（20）A. Tversky，D.Kahneman，＂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Science，vol.211，issue 4481（Jan.1981），pp.453—458；J.R.Anderson，＂ A Spreading Activation Theory of Memory，＂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vol. 22，no.3，1983，pp.261—295.
（21）卢格询问：“你认为美国是否应该允许公开发表反民主的演说？”及“美国是否应该禁止公开发表反民主演说？”对于第一个问题，62％被试持否定态度；对于第二个问题，仅有46％被试持肯定态度，相差16个百分点。而对第一个问题的否定和对第二个问题的肯定在逻辑上其实是一致的。之后，其他研究者所做的多次类似测试均支持卢格的发现。参见斯科特·普劳斯：《决策与选择》，施俊琦、王星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22）J.W.Payne，＂Contingent Decision Behavior.＂。
（23）L.Glasman，D.Albarracin，＂Forming Attitude that Predict Future Behavior： A Meta Analysis of theAttitude-Behavior Relation，＂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132，no. 5， 2006，pp.778—822.
（24）R.H.Fazio，C.J.Williams，＂Attitude Accessibility as a Moderator of the Attitude-Perception and Attitude-Behavior Relations：An Investigation of the 1984 Presidential Elec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51，no.3， 1986，pp.505—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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